香港危机是“危”也是“机”。不光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的政府与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后，所应学习和牢记的重要一课。以下总结不一定全面系统，希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一、教训

经济上

1．过于严格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坚持“一国”，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刻板的坚持“两制”。香港经济的根子问题长期没得到重视。我们维护香港繁荣，更多是盯着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型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深层矛盾。港英时代经济结构的延续，使香港经济高度卡特尔化，顶层人群和几大家族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逐利是资本的本意，资本也许并不希望香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底层民众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福祉被日益压缩，增长中所获得的太少。

2．大陆为了稳定香港发展，积极注入内地资本，同时发挥香港金融开放优势，为大陆发展融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双赢的，但大陆进入香港的资源大都是金融、贸易上的，其他领域的较少，这种结构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早已两极化的经济结构：金融、地产占据了几乎所有经济分量，其他领域没有得到更多发展。除了专业高级人才，如金融家、律师、医生等，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旧徘徊，青年毕业生的工资多年没有上涨，相对于房价、物价甚至在下降。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和商品零售的发展，但给普通本地百姓带来的收入相对于有限。加之习惯理念不同，港地普通民众间矛盾在加深。

3．香港作为过去封闭的中国内地的代理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不断衰落。在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兴衰轮替非常正常。在一国内部。靠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自发调节地区差异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人才和资本迁移到其他地区即可。但香港作为“两制”地区，由于两地居民在教育、心态、语言上没有完全统一，我们也没有专门为普通香港民众考虑过长期经济融入计划（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藏地区的经济融入就非常成功，由经济融入带动文化和心态融入）。香港空间狭小，新一代居民本可进入内地，分享大陆发展成果。但事实上反倒是拥有资源、名气、技术和更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阶层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普通百姓蜷缩在本地狭小空间内，大陆被视为香港富人发财的地方，还抢走了本地工作机会，矛盾更加突出。

4．在两制以及不要管太细的思想引导下，我们没有主动协助和引导港府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必要调整，适应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97年危机开始，香港错过了数次调整结构的机会，为今天埋下了深层隐患。

经济畸形，并非一日之寒。从港英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府都固执的在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日益两极化寡头化。当主要发达地区，都已开始用政府有形的手来监管市场失灵时，香港依旧将陈旧的观念奉为圭臬。而内地只是在香港遇到极大危机时才进行帮助，对于其发展并无更多指导。2000年初特区政府曾提出，调整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类似硅谷的数字科技，同时大力扩展公租房、增加土地供应、平抑房价，然而当时许多购房者担心自己的损失而上街、甚至自杀抗议，改革只能搁浅。如果当时支持了经济调整，香港今天或有其他可能性。

香港的经济政策，依旧延续着过去的“自由放任”为主的原则。当前全世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所有发达地区现在都认识到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强力监管。放任市场必定带来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因循守旧，以资本利益为第一，奉行完全市场自主、少监管和低税收，市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似乎市场一切都是对的，政府管多了就是错的。大鳄在香港汇市兴风作浪；港股里仙股、老千股妖风起舞，港交所却不愿主动作为。

       

97年中央帮助香港保汇率，港府干预汇市的前夜，时任财政司长竟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成了离经叛道的罪人。以当今全球普遍接受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原则来看，实在幼稚可笑。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历过97和08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由放任，主动审慎监管。而香港因为内地的维护，安然躲过，虽然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主动加强调整的动力。大资本自恃内地会保香港，在港继续自行其道。正是这种以资本和市场为第一的政策导向，令香港成了全球资本和富人的乐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政治上：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失衡。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延续，造成香港经济高度垄断集中化，而回归时，被英国设计了极度自由的政府治理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匹配。香港经济垄断、政治分散，成了香港一步一步走上动乱的必然路径。这也是当今其他很多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越来唉，越右倾民粹化的重要原因。

殖民时代香港政经权力完全集中在英国统治者和他们的少数代理人手中，但集中经济和集中政治是匹配的。但回归后，英殖民者设计的所谓"自由"政治制度，为当前乱局埋下“毒丸”。强财阀、弱政府，松散的“民主”，使特区政府夹在资本和基层民众间，对任何一方都难有权威。

面对当前社会上的冲突，组成当前的港府技术专业官员大多只是“办事员”是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在立场上没有动力去承担其他更多重担，甚至不愿“多惹事”；而一部分受国外教育的议员也在理念上更笃信西方，甘愿成为马前卒。这都助长了港独民粹和境外势力的气焰。

6．底层民意没有被及时倾听。政治学的一条原重要则是：当政者必须保持不断接触倾听基层意见。因为基层的不满，往往代表着最大多人数的不满。基层不满长期不决，将变成街头政治，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是大多数动乱的肇始。

这条内地施政的最基本原则，在香港却没有被足够贯彻。从很早开始，香港的动荡的信号就一再显现，从2000年代抗议港府经济和地产政策，到后来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再到“占中”动乱……为何百姓和青年要闹，为何外来势力一煽就动，而我们自己试图拨乱反正却很难？对于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们没有深刻讨论，也没有强力的本地领导牵头持续改进和调整。对早先民意中合理的部分没有认真对待，使得民生诉求政治化、民粹化，转性为排外运动甚至“独立”，为敌奸坏特分子劫持民意敞开了大门。一拖再拖，同时没有在持续几多年的系列事件后有效总结研究，令香港深陷今日的暴乱漩涡。如果在此次事件开始的最早期，甚至民众走上街头之前，就提前采用周密、有力度的手段，阻止动乱雪球的滚大，就不会贻误控制事态的最佳时机。

统战工作存在一定盲区，群众路线在港没有有力贯彻。我们团结党外的两大法宝：统战和群众工作。在港统战工作关注重点主要在香港社会的精英、上层、知识阶层及其子女，甚至很多参加活动的都是97后“优才计划”和投资来港的原大陆籍香港人。老香港、新移民的精英在一起觥筹交错，酒酣耳热，而旁边端盘倒酒侍应的普通港青看在眼中，日久心中必定生异；被邀请来大陆参加各类活动的港人也大都是香港企业、政府和学界人士，或优秀青年。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在香港特殊环境下，没有得到良好开展。习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民心。这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香港虽不是大陆，但仍是中国，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做好群众工作，美国英国尚可通过各种基金会、教育组织、宗教团体对港青进行渗透。在美国、欧洲的青年中社运、共运也在出现燎原的势头，成为了流行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家门口反而贴近发动不了群众呢？

7．自限于“两制”表述，“一国”问题被“国际”化。“两制”原意在于保持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基本生活方式。而根据《基本法》，“两制”从不意味着我们对香港事务不能管。“一国两制”根本前提是“一国”，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是其他一切涉港事务的最大分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最根本的法律准则框架下进行。香港的一切事务都是中国内政，包括经济、社会生活事物。除非香港发生了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灾难性事件，否则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任何问题都无权置喙。小平同志说，对香港管的不要太细，但从没说过“高度自治”就意味着香港一切大小事都只能是港人的问题。中央不是只有在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才有权干预的（过去主要只做擦屁股兜底的事情）。在发展、稳定与民生这些大事，以及其他任何关乎香港大局的领域，中央都是香港的领导者，都有的合法的管辖权。

 承认香港属于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那就和其他地方一样，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领导中国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执政党，这当然包括香港地区和人民。如果连这个最根本的自信都没有，香港问题就没法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区域自治制度。但自治区在在所有根本性问题上，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和党的领导。香港的自由程度比自治区更高，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国中飞地，要应按照外国（英美为主）的要求和期望去办。。小平曾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表述：“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小平同志曾精准预言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小平同志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一点都软不得。回归前如此，回归后也应如此。一旦在原则上自捆手脚、自费武功，就会使很多原本国内的问题，被推向国际。内地不便管，而特区政府掣肘于国际舆论又不敢管。回归后港府施行任何严管，都会被骂为“内地指示压制”香港“自由”。因此会存在不硬气、不惹事、退让息事的态度。导致特区对于网络、舆情、集会活动的监管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松，后期更发展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在美国要游行，必须事先申请许可证，报备游行路线。流行中出现骚乱，如果一再不听警察指挥甚至袭警，可以被立刻逮捕，甚至就地正法的；而在香港，暴力分子随意走上街头，警察也只能阻拦劝说，遇到攻击，也只能被动用非致命工具制止）

8．香港教育极大失灵。教育是思想和身份认知的基石。回归以来，鉴于高度自治承诺，我们对香港没进行彻底去殖民化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语言和思维进不去，光是军队进去是不够的。香港的教育系统仅仅是去掉了女王头像，其他内容一概照搬过去教会学校和港英教育系统，对西方亦步亦趋。因其教育语言依旧为粤语和英语，97后的青年人没有熟练掌握普通话、接受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甚至不如台湾省、和外国的新加坡、马来华人。港岛通识教育错误百出、荒谬不已，令回归后的许多港青从小自我认知错乱。而作为发达经济体，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大部分青年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甚至不足20%，远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和大陆。大部分家庭觉得生活艰难，不如早日工作。因此，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更容易被洗脑。

香港教协，以及一部分大、中、小学教师，已经成为了煽动学生闹事罢课的主力。成为了乱港的一个主要群体。语言、教育不统一使香港成为乱中华文明的断层线地区。他们会对大陆产生“我们”和“他们”不同的“他者”认知。大部分香港学生因为思想根子和语言的差异，无法融入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就业。讲国语的台湾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时，很多选择来大陆发展，因其语言和文化认同还属于中华，而香港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学生，几乎无法融入，蜷缩在港岛发展机遇越来越少。因此，回归后一代港青反而成为动乱主力。

重要启示

9.香港的动乱教育了内地全国民众，充分表明，在中国的文化和土地上实施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它将更可能助推（或无力制约）私人大资本利益，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动荡，在推高效率和资本收益的同时，拉大贫富差距，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普惠。

10.这次事件直观的教育了全国人民，在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政治，不能搞全盘西化。分立和扯皮的政治模式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强力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社会和经济秩序何其脆弱。正如小平同志说，“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而且即便在香港，港英时代没给他们搞纯西方政治制度，当下更是不能搞。硬要搞就会乱，要循序渐进。“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三卷）”

11.香港今日的问题也让我们更深入思考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依旧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土地首先要让民众安身立命，其次再去考虑用它来吸引资本、谋求发展。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效仿香港的土地制度，香港作为一个更加单一而浓缩的案例，给内地也敲响了警钟。大陆地大，青年人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的，尚可退回二三线老家；农村青年在城市留不下，在老家还有宅基地和责任田可以生活。这是我们这些年来一路摸索着发展但尚且稳定的基础。近年不少人高呼将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其能入市交易买卖。这样的政策改变一定要慎之又慎。香港的教训倒是给我们的未来政策指明了道路。中央近几年来重拳控制地价，强调房住不炒，也正是意识到了房价高起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冲击。而仅仅压住房价还不够，须从根子上改变土地财政，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才有可能避免走香港的老路。而50年后，是否可考虑在香港实行土改，并在香港建立起新加坡类似的公租房和政府组屋制度。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制度发展更加平衡可行。

12.香港动乱充分表明，西方司法制度对结束社会动乱和惩治犯罪分子乏力。外籍法官偏袒暴乱分子，重罪轻判，使警方无法开展工作，让众多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等民众寒心。港人治港，最终却由外国人审判和裁定，荒唐至极。这都直观的向我们表明，西方的司法制度，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在权力分割的扯皮下，司法正义得不到伸张。亚洲重视的赏善罚恶、官法如炉民众价值观被漠视，即便在日本、韩国、马来、新加坡等学习西方制度为主的地方，其司法制度也与英美有很大不同，更兼顾亚洲文化。因此西方的司法制度不适合当前的亚洲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如近期，美国法庭对的章莹颖案的判决，如发生在东亚必定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和不满。

13.动乱也充分向全体国人展示，中国统一独立是多么重要。一旦中国发生分裂内斗，乱局的成本将由所有老百姓承担；让我们亲眼看到，一旦中国乱起来，西方的干预和侵犯将是赤裸裸的，只有虚弱和动乱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让很多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人认清了其真实面孔，从来就只有国家的利益，而不存在所谓国际民主道义。

14.动乱中港独分子的丑恶行径，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让大家更紧密团结在一起。大家无论男女老幼、背景文化的差别，坚定站在爱国统一的一边。社交媒体上排山倒海、一致谴责的声音振聋发聩；争相护旗、争唱国歌、感人昂扬。

15.乱局令潜伏在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敌对和分裂势力原型毕露。当他们将自己的“战绩”发布在社交媒体，在镜头前大放厥词前，或是暗中资助、蒙面参与犯罪行动时，也将自己暴露了出来。便于以后定向处理，先破后立。

16.处置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过去宣传工作中重内宣。对外宣传工作无论在资源支持、技术方法和研究上，与对内相差甚远。令我们在面对境外的恶意和虚假宣传时，疲于招架，没有主动权。在香港，观点理性的《大公报》、《文汇报》几乎属于小众。而大陆主流新闻媒体在港也鲜有本地受众。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无论新老媒体都更少。而在国外和网络舆论阵地上，我们也只有几个大型央媒依靠自己的脸书、YouTube和推特的账号发布消息，但影响力非常有限，动辄被淹没在反对者社交媒体的声音大海中。

是时候认真思考外宣问题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官方国际发声，以更大力度培育更多面向国际的官方正确声音。也需要让国内积极的民间声音走向海外。“北境的长城挡不住白鬼的威胁的聚集，只会让墙内的人产生虚幻的安全感”（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国人民多能者，应给予符合标准和备案和认证的个人与企业，以进出国际社交媒体和宣传战场的权限，让国际势力陷入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 

   

凡大乱后必有大治。无论是香港还是全中国，此次事件都能让我们收获许多宝贵的东西，香港也将凤凰涅槃，继续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