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分析国际形势，长远看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看是百年未有之大瘟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到现在新冠疫情又是一个百年，世界经济的未来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可能要分疫情前疫情后，疫情前疫情后会发生很多颠覆性变化，不像纪年的公元前公元后。 

一、原来的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失灵

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颠覆了。比如，所谓新货币理论并没有理论。首先，美国已经打破了现代西方货币理论约束、美国原有的政策约束、规则约束以及潜规则的约束，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基本上都是在算美国收益账，这就是现在唯一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财长耶伦在国会作证词说，美债可以继续增发，因为按照现在美债的利率，我们再增发多少都不会突破局限，都不会增加美债偿付的负担。这些话说得特别“科学”，这证明了美元增发和美债增发的现实依据。现在美国三十年期的国债，今天华尔街日报发布的数字是1.9%，美国通胀率5.2%，证明三十年期的国债差不多是-4%了。美国两年期的国债才0.22%，相当于-5%了，说明美国长期国债是负收益的。从疫情之后到现在为止，从低收益率到负收益率，全球超过了18万亿美元的负收益，已经完成了非常完美的蝉蜕过程。所以，美债负收益，增发美债越多，卖出美债得到的收益就越多，对美债补贴就越多，美国的收益就越大。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全都是负的，还能挣钱，唯有中国没有实行负收益率。中国三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3.45%，老百姓开始不买了，说国债收益率怎么这么低呢？原来是3.985%，现在3.45%，老百姓都已经承受不了。美国2020年3月9号、3月12号、3月16号、3月18号股市4次熔断之后，美元汇率开始调整为零利率，美国国债开始负收益率，美国开始大规模放水。去年全球长期国债负收益创了新高，今年加上欧洲、日本、美国的，扣除价格因素，负收益总额会比去年还要多，现在还没有机构提供权威数据。这些世界级经济现象，用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呢？

把货币和财政绑在一起，所谓“财政货币理论”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不是一回事，美联储印钞，财政部购买，美国国民、美国机构、外国机构购买少了以后，全部回购者都是美联储。所谓央行，日本央行购买国债数占45%，美国达到了20%多，2021年新增国债高达50%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等于美联储或者日本央行既是发钞的，又是买进的，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内循环。原来，美国国债形成国际化的大循环，产生巨大潮汐效应，美元升值的时候收割各国财富，贬值的时候也收割各国财富。现在美元一旦国际大循环断链以后，被迫出现了这种内循环，结果是美联储购买的比例越高，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难度越大，因为不能通过美元国际大循环再转嫁危机了，或者说通过这种方式转嫁风险、转嫁危机的链条中断，至少使程度减缓了，使美国宏观经济调控和救赎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的债台高筑风险非常大，但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GDP的230%以上，但主要是国内的内循环，即国内机构和国民购买，所以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没有美国大。同样的国家债务，不同的运行机理，用什么样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呢？

因此，美国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16年，共实行了四轮宽松货币政策，前三轮是量化宽松，第四轮是扭转操作，这四轮放水总共3万多亿美元，但已把美国的经济风险和金融危机基本转嫁到全球了，中国是它最大的接盘侠之一。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直到现在，美国国内通胀率从来没有超过2%，因此，近十几年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个指标，就是通胀率要达到2%才能停止货币放水，一直到2021年3月都没有达到2%。但从现在看，美国2021年4月通胀率上升到4.2%，5月份上升到5.2%，6月份上升到5.4%，通胀率逐月升高。但美联储不希望通胀指标影响到美元收缩或者放水的周期，一旦打乱以后，美元整个环流就再也环不起来了，加上现在美国国内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美国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受到了美国采取货币政策的巨大挑战。

我个人认为：第一，在美国通胀逐月增长的情况下，按照常理美国政府应采取收缩的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至今仍然继续坚持和延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的国际环流出了问题。第二，由于美国信用的大幅度损耗，美国经济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美债的信用大幅度下降，美债的卖出以及收益出了问题。第三，全球去美元去美债开始成潮，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对美债的信心在减弱，一些国家推进的数字货币和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正在形成。因此，美元的环流，美债的环流，由此产生世界性的潮汐效应会随之降低。过去一大部分风险可以转移到国际，现在则从国际转移到了国内。

2016年，美国曾经对34家大银行进行过风险抗压测试，就是要测试和检验一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这些大银行的风险是否释放完毕，如果再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银行能不能抵御这样的风险。34家最大的银行测试结果，这些银行如果遇到类似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已经完全没有问题，风险防控都过关了。为什么现在却没有达到原来预想的效果呢？就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中美博弈，美俄博弈，中美俄博弈，中美俄欧博弈，大国博弈的格局，尤其是中美博弈，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变量。美国拜登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遏制，而是采取了更为阴狠的手段强化对中国的遏制、围堵和打压。

俄罗斯购买的美债已经清零了，从今年8月1日开始，储备货币中欧元比例占40%，人民币比例占30%，其余的是日元、英镑、黄金。俄罗斯现在黄金储备排在世界第五位，达到2295.4吨；美国仍然排在第一位，8331.5吨；第二位是德国，黄金储量3369.8吨；第三位是意大利，储量2451.8吨；中国现在黄金储备排在世界第六位，为1948.3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百年未见疫情也是一个大的变量，加上大国之间竞争博弈，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格局，这些都是重大变化。原来的货币理论，新货币理论，财政货币理论等，都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在原来的意义中，假定美国是个守信的国家，假定美元在脱离了黄金，脱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是一个按照规则发牌的美元，坚守美元、美债发行和流通规则，假定美元是对世界守信的货币，能够充当国际货币或者准国际货币，在这种假定前提下，原有的经济学特别是货币理论仍然生效，原有的规则也仍然生效。

原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无法解释美国现在的行为，无法解释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种种重大变化。原来美元绑定石油，现在被绑定物也发生了变化，欧佩克组织里最难办的，美国现在也搞不定的伊朗，一头靠在俄罗斯，一头靠在中国，和中国已经签署了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文本虽然没透露，但从华尔街日报看，这个协议文本不仅包括石油贸易，也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伊朗25年的石油贸易合作，石油是当前最低价格，采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和俄罗斯前几年就签署了30年的能源合作协议，一些人对这个协议有个误解，签署的协议是基准价，但随着市场形势变化价格波动进行协商调整，并不是一个恒定的价格。

总之，美国绑定石油这个绑定物松动了，美元也不绑定黄金了，美元对黄金一路贬值，从35美元1盎司进入到昨天的1800多美元1盎司，最高的时候2000多美元1盎司，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不断缩水。所以，现在影响世界经济非常大的变量是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现疫情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就在于原来可以转嫁风险，现在转嫁风险的能力在降低，出现了这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经济现象，这种经济现象，恰好是美国未来遇到的最大问题，也可能是给中国带来最大机遇。

关于美国的高通胀。现在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是一路走高，美国现在的能源、基础原材料、金属、化工产品、日用消费品都一路走高，在美国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挤压了美国企业的利润。美国的钢铁、有色金属价格上涨带动了PPI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现在这种通胀水平，既有国际上大宗商品给美国带来的外部性通胀，也有美国对中国加征3700亿美元商品高额关税带来的通胀，因为加征关税的商品肯定要加价。今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上半年中美贸易增加了34.6%，其中出口增加了31.7%，但没有算到美国的商品加价是多少，商务部提供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是108%。我算了一下，正好等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没有增加，因为增长34.6%，正好是价格上涨的因素。今年上半年出口美国商品增长31.7%，进口增长是34.6%，因为大量进口了美国的农产品、石油、牛肉等。

美国通胀的两个因素，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个因素一直说不清。进口商品涨价，这个方面在市场的价格也体现出来，连麦当劳这些食品都在涨价，对美国来说，这两方面的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胀非常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导致通胀的原因是美国进口的增加，疫情期间进口大涨，不仅是中国、对越南的需求也再大幅增加，对很多替代国也在大幅增加。所以，美国高通胀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光影响美国，我们也包括在内。但我们现在通胀水平比较低，上半年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5%，是全球最低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环比还下降了0.4%。上半年猪肉下降了19.3%。中国的猪是“替罪猪”，价格上涨的时候找猪，下降的时候也找猪，我特别同情猪，感觉它特别可怜，价格出了问题全找它。中国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5.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3.0%，6月份同比上涨8.8%，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4.3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了13.1%。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央视公布上半年的数据，专家进行连线解读，是我和经济学家连平进行的解读。关于PPI和CPI，我认为上半年主要表现在PPI上，下半年一定会部分转移动到CPI上，即使猪肉价格没有上升，但其他生产资料加价到商品中，由此拉动CPI上涨会有一定的表现。

关于全球高债务。按照最新的数据，全球债务总额已经达到28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快到30万亿美元了。拜登提出的美国基础设施计划，从3万亿美元到2.3万亿美元，到最后通过的1.2万亿美元，加上1.9万亿的纾困，实际增加印钞3.1万亿美元。美国巨额债务肯定不会伴随拜登下台而消失，如果拜登还活着，到四年任期终结的时候，这3.1万亿美元肯定不够。拜登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纾困1.9万亿也远远无法度过新冠疫情这场危机。

现在美国有一点是可以期待，这次彭博把美国抗击疫情评为全世界第一位，可能和疫苗使用有关，但最根本的是疫情政治化。彭博社把中国排到全世界第八位，其实我认为这种评比没有什么用处，美国彭博社能进行评比，中国环球时报也能组织评比，我们连抗议它都没有必要。我们不必过于在意这些东西，美国说自己做得好难道就好吗？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我们愿美国以后更好，能够战胜疫情。中国人有很大的胸怀，不是锱铢必较。但美国是非常可恨的，给中国评到第八位绝对是错的，这是一个国际笑话。从现在全球债务看，美国债务可能还会继续升高，由于这波疫情的强烈反弹，已经发行了美国国债尽管到8月份已经达到上限，但还必须采以债还债的办法度过危机。

二、对中国一些经济问题的分析也不能用传统方法

中国的债务水平也很高，看了一些研究机构对地方债的分析，我认为有点偏颇。他们把凡是地方投资的，地方投资集团、投资公司的借债都当作了债务，这里有非常重要一个东西被忽略了，就是由债务转化为投资，由投资形成的优质资产，尤其是长期可以摊薄的东西，应该把它作为长期收益。收益减去借债，减去支出才能算最终的债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2020年5月发布，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总资产已经超过1300万亿元。宁吉喆指出，市场经济从会计学、统计学的角度是资产负债经济，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国家也有资产负债表。这个总资产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多年投入、多年发展形成的。中国的基础设施，无论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还是市政，都是在投入的支撑下形成了很有效的资产。中国具有世界上分类最完备的产业体系，这也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投资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带来的。要促进一定合理的负债投资，形成大量有效资产，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有更加扎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中国在统计学上的重大创新，是根据中国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

比如高铁投资，一些机构或者专家把它算成债务，但高铁要运营几十年，如果说这几十年摊薄下来以后，再计算债务或者投资收益，那就会大不相同。另外，不仅仅产生经济收益，还改变了人的出行方式，改变了国家区域经济的布局，用空间换来了中国区域新的格局，形成了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经济收益的总和到底是多少？这种东西怎么评估？如果不进行全面和整个周期的评估，一律把这些借贷看作债务，投资看作应收款，岂不是要谴责中国建设高铁了？所以，我们的一些学者用这两个东西评价高铁，这是不对的。

再比如，中国建成的机场肯定要负债，但大兴机场要运行多少年？大兴机场对中国航运事业的贡献，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人员的疏散，对于首都北京形象，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对于产生的无形资产，这些东西有没有评估？没有。所以，对中国债务评估和美国债务评估还不能完全一样，对中国债务和投资形成的经济结构、有效资产，尤其是可以长期摊薄的资产，可以形成的无形资产，对中国经济社会长周期发展起支撑作用的价值评估，没有一个单位做这种价值评估。

经济学理论真是要创新，没有创新，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或者传统分析方法，一算全是问题，中国全是在赔钱。但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为什么美国这么痛恨中国呢？这从理论上解释不通，全球高债务肯定是非常大的问题，美国高债务是当前最大的难题，美国债务形成与我们有本质区别。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一些政府投资的债务，并没有形成有效或者优势资产，那些放空的园区，那些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没有成功地转化为有效资产，反而加重了重复投资和盲目建设；还有一些行政性的地方债务，完全靠拍脑袋，什么有效资产也没形成。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这样的问题，要把这些东西剥离出去，必须追求投资的乘数效应，至少是加数，而不是减数或者除数。前段时间，据报道各地芯片投资多少，可能上千亿了，要防止冲动型投资，防止行政干预型投资，防止碎片化投资。

三、世界产生了经济复苏的“增长幻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高强度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全球性的，这涉及到对疫情的判断，到底疫情是两三年结束，几十年结束？还是与人类共存？这涉及到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可不可持续。这样的强刺激政策，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新常态？包括美国、中国、欧盟、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未来对疫情怎么判断，到底是三年结束还是两年结束，美国的疫苗如果真是有美国人宣传的效果，在全球能不能作为公共产品加大生产量，哪怕各个国家付成本，或者让他赚点钱都可以，能不能像当年治理天花一样，把人类尽快从疫情中挽救出来，这样才能解决全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刺激的问题。

世界现在产生了一种“增长幻觉”。美国现在对今年非常乐观，IMF预测，美国2021年经济增长6.4%，是大型经济体里经济增速最快的，似乎感觉经济已经完全恢复了，甚至比疫情期间还要好很多。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18.3%，二季度增长12.7%，大家也很乐观。其实，这次疫情导致世界经济的问题，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伴之大国激烈的竞争博弈，要比那时候严重得多。所以，经济的强刺激引发的经济强复苏，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假想”或者“幻觉”，如果要与病毒长期共存，全球在三、五年或二、三年内不能解决疫情问题，经济增长就没办法巩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增长持续八年之久，这次起码也会持续8-10年。伴随经济低增长，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低收益率、零收益率、负收益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或者一松一紧的局面，都不会很快结束。

世界经济面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产业链重构，产业链的断链、断流、断供，引发产业链全球的变局，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东西。总体上看，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会形成东亚板块、欧洲板块、北美板块，认为有可能是这样的板块。但我认为，完全重构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战后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形成，经过了70多年，经过了四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在不断进行转移和重组的过程中，国际的制造业布局，国际贸易的生成，都不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总值和贸易总值的表现，而是全球产业要素、国际贸易在某一个国家形成的规模或者总量，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性的。

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一年产生的销售额7000亿美元，去年公布的数据是8000亿美元，即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2017年是6335亿，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比两国进出口贸易额都大。所以，这是中国对美出口吗？是所有在中国企业产生的贸易总额。国际贸易理论急需重构，制造业理论也需要重构。所有的贸易战，推动制造业断链的说辞都基于传统理论，特别是基于原有的西方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联系。所以，WTO的规则严重滞后，IMF的规则严重滞后，世界银行的规则严重滞后，并不是过去不正确，而是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原始理论创新滞后，没有新的理论来解释或者支撑新的世界经济现象。世界能否再回到70多年以前，都以单个国度为单位，形成完全自主的经济体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封闭体系？我认为，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那就等于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但是新世界也建立不起来，人类一败涂地落体在一片瓦砾之上。

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基本不可能。美国拜登政府提出首先在四方面重构产业链，欧洲一些国家提出不仅要重构产业链，2011年德国发展工业4.0，现在则以欧盟的名义推出工业5.0，不断竞争推出更具竞争性的产业政策和重大战略。所以，全球产业链也面临非常大的风险，而且现在的风险主要不是来自于市场，是来自于一些国家政客出于战略竞争需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破坏和阻滞。这个风险也很大，属于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影响到产业链重构。真的会以这三个板块为主？将来谁的制造业占主体？以谁为主？世界制造业可能空前地向哪一个制造业高地转移？

我个人认为，向亚洲地区转移的可能性很大。疫情之后，中国迎来了一个最大的机遇，和美国二战以后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欧洲成为一片瓦砾，日本在二战中也失去了制造能力，唯有美国的制造能力很强，全球工业制成品都从美国来，军事工业产品也都要从美国购买，美国是发了二战的财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可能会发疫情的财，但是客观看中国最早恢复生产，加上制造业完善的配套体系，加上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特别是现代物流体系，现代国际贸易体系，可以把商品非常顺畅地，不仅卖出去，而且能运到任何一个地方。现在深圳等地一个集装箱涨到1.7-1.8万美元，还是一箱难求，假如中国没有这么多的港口，没有这么多的国际油轮，没有这么强的现代物流能力，疫情中也不可能实现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现在有点类似二战时候的美国，如果疫情延长三、五年，中国就彻底赢了。我们非常希望疫情尽早结束，不希望它延迟，但延迟的时间越长，按照中国的制造能力和贸易水平，中国赢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现在是竞争博弈的初期阶段，大家都在出手，都在较量，通过一段时间较量以后将达到相对平衡。现在最大的较量双方是中美，美国努力与欧洲盟友恢复关系，与日本、韩国重构盟友，力图重新构建世界反华联盟或者对华包围圈。拜登和俄罗斯普京会面，争取拉住俄罗斯。美国也和伊朗会谈，争取从伊朗抽身。现在已经从阿富汗撤军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美国实际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体现毛主席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对手。实际上美国现在最大的、或者是唯一的、他最看重的竞争对手是中国。拜登、布林肯讲，唯一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上和美国抗衡的国家只有中国，所以，美国打击的目标越来越集中在中国。

2014年我带队到俄国防大学调研访问，国防大学校长对我们说，他是中国领导人到俄罗斯访问时发言专家，那时候美欧联手制裁俄罗斯。他说，现在美欧制裁的是俄罗斯，打击的是俄罗斯，一旦他们能够回过神来，打击的对象一定是中国。这些话是2014年说的，俄罗斯专家挺有战略眼光的。现在的战略机遇不仅是经济现象，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直接联系，和百年未有之疫情的走势和应对、各个国家的表现有关系；和各个国家未来采取的国家大战略有关系；当然更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有关系。

四、中国经济要规避几个较大的输入型风险

在国内经济方面，下半年我们要规避几个大的输入型风险。

第一，输入型的通胀风险。上半年PPI超过5%，PPI肯定会向CPI转移，6月份CPI同比上涨1.1%，7-9月CPI的增速可能会逐浪高，但全年下来还是不会发生大幅度通胀，因为国内通胀主要是输入性的。

第二，要防止输入型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全球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安全影响很大，从目前美联储释放的信号看，今年内不管通胀达到什么水平，他们并不想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此一定要早做预案。

第三，要预防输入型制造业的风险。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断链、断供、断流、断裂，美国+欧盟+日本+疫情，美国4月份在白宫召开了全球供应链价值联盟会议，发起对中国的供应链供给和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行动，这可能是非常大的制造业输入性风险。

第四，要防止对“一带一路”输入型战略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八年以来，已经取得出乎人们预料的进展与成效，14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本，是未来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最大的战略支点，总体来说，我们是很成功的。现在美国、欧盟都在“抄作业”，特朗普时期美日印澳联盟要对冲“一带一路”，但没有成功。在今年G7会议上，拜登提出重建美好世界计划，明确提出要覆盖全球，把世界各个洲、几大板块都提到了，他提出要帮助贫困国家、中小国家，算了算总的投资额度40万亿美元，确实有点天方夜谭。

现在值得重视的是欧洲，欧洲现在与日本、与印度已经签了合作协议，包括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包括数据，叫经济连通性的计划。现在日本和非洲也在推进类似计划。所以，西方推出的这些对冲“一带一路”行动，它的一个内核是基础设施，一个主题词就是“连通”或者“连接”。所以，“一带一路”输入性战略风险还是蛮大的，我们要把战略风险变成战略机遇，只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只要有利于贫困国家，只要有利于全球的基础设施改善，只要对人类发展有利的，我们都持开放态度，欢迎态度，化危为机。

未来中国的发展，总体上的制度优势，制造业优势，人力资本优势，贸易优势，等等，整个中国经济还是看好的，稳步恢复，稳中调优，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不至于有大的跌宕起伏。但有几个结构性矛盾要关注。一是债务风险。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二是需求不足的矛盾。去年消费是中国唯一负增长-3.6%的指标，今年虽然比同期上升了23%，但这是在去年基数非常低的情况下的上升，需求总体不足还是非常大的矛盾。三是新经济中的头部企业发展问题。从国内经济看和人民群众的诉求看，一些政策调整和规范企业行为的举措都是必要的。但是从中美之间在新经济领域博弈的大局看，对于中国的头部企业，一方面要规范，另一方面还要支持中国头部企业做大做强，美国在新经济上有强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头部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