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好日子一去不返，这已经成为共识。大的方向，是从高速增长、外需、投资、制造主导的经济，趋向降速增长、内需、消费、创新主导的经 济。谈到这样一个转型，被忽略的是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不建立与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相适应的治理（governance）结构，经济转型将无法成功。

　　无论是谈到“新四化”还是新“三大红利”，都离不开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具有人口统计上的意义，即城镇居民的增加并且从目前占总人口的50%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它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乃至崛起。中产阶层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产生一系列的政治诉求。他们一般都拥有产权，因而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他们又是纳税人主力，其物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将日益成为各级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将对政府要求更大程度的透明、要求更多的问责、要求更多地参与社会管理。

　　例如，近几年城市中产阶层日益觉醒的“避邻”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他们以示威的方式参与，对于经济活动中环境和生态的后果越来越关注，他们更多地要求政府在进行有关的投资、规划及环境测评的过程中，能制度性地保证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另外，微博是城市居民及中产阶层发出公平正义声音的一个重要平台，但这仅仅是非常初级的阶段，需要线上线下打通，从围观转发到理性参与，从平台打造到制度变革。

　　中产阶层是城市化的主力，这个阶层是开放的和流动的，它需要包容农民工，同时不断产生着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不形成中产阶层，城市化将失去依据。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目标是初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如果说一个饥饿的社会破坏产权保护，温饱的社会不需要产权保护，那么一个走向富裕的社会，产权保护是它的基石。创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产权的保护。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个人及企业，创新的结果是创造财富，如果无法对产权进行保护，创新的活力将受到抑制。无法保护产权，遑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权的根本，是建立法治。大量的研究表明，不仅因为产权的保护在近代使欧洲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创造财富的进程，而且因为缺乏保护，一些在20世纪初富裕的国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陷入困境（如阿根廷），被许多国家超越。选择保护财产权，就是选择一个富裕的社会。

　　除了政府治理，公司治理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过去30年依靠低技能劳动力加工和投资驱动的经济所对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司治理结构，无法适应未来10年向创造和高价值链攀升的经济。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与工业生产的结合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中国正在失去人口红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靠高技能的劳动力、更细的社会分工、甚至与技术变革与中产阶级需求相适应的更加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正在降临的变化，将挑战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组织方式：大规模、集中式、人海式、重复性的泰勒式的大工业机器的组织结构。

　　中国经济从过度投资转向依靠消费，而一个能够提供高品质消费品及服务的经济，其背后必然是高品质的政府和社会治理。中国市场上尽管产能过剩和物品积压严重，但城市化中新生和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所需要的安全、高品质、品牌化的消费品及服务仍然缺乏，以国际品牌为主。而提供高端消费品和建立品牌，有赖于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的提升。甚至连必需品的供应也令人担心，例如，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治理能力的低下。从外需转向内需，教育和医疗是关键，它们既是公共品，体现出政府服务的水准，同时也是两个庞大的产业，体现出政府监管的水平。但这两个行业令整个社会失望。

　　通过政府、公司、社会治理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从中等收入经济顺利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目前韩国是一个公认的成功案例，并且正在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新楷模。全世界人均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中，除了严重依赖资源的，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稳定的法治和民主制度。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是公民普遍参与政治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基本公平的社会，扫除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障碍。

　　中国前30年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10年，或者30年，下一块要摸的石头，应该是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