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类

1、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如何从根本上走出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从来就没普世民主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人民日报》，2012年5月24日）

3、防范强势群体操纵改革方向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强势群体操纵改革方向的可能性。对此，必须予以警觉并防范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28日）

4、将房产公开作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突破口

　　让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较好线索。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新京报》，2012年12月2日）

5、灰色权力地带不除，市场公平难立

　　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的出现，从基础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中国改革论坛网，2012年6月20日）

6、法治不昌，民主高涨

　　如果“法治”仅仅被理解为法院作为权力附属机构配合当局“整治”不听话的“刁民”，那又怎能不激发大众“民主优先”的强烈愿望呢？法治不昌，民主高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

7、规范公权力是治理当前社会矛盾之本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冲突，是老百姓对公权力行使的不满，对公权力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种负面情绪。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东方早报》，2012年5月29日）

8、特权也是一种腐败

　　特权也是一种腐败，甚至是更可怕的腐败，是制度化的腐败。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2月18日）

9、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2012年7月下）

10、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来临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

11、必须走宪政之路

　　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走宪政之路。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人民论坛》，2012年11月下）

12、中国应下决心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现行“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2012年2月26日）

13、世界呈现出三个中心

　　一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二是全球动荡、局部战争的中心在中东。三是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4日）

14、改革出路在于限权力和发福利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搜狐网，2012年11月22日）

15、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环球时报》，2012年10月31日）

经济类

16、别误读“顶层设计”

　　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在我看来，“十二五”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

——经济学家吴敬琏（《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5日）

17、市场幼稚病要不得

　　有些人犯了市场幼稚病，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计划和市场各有利弊。

——经济学家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

18、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银行负债到了危险边缘

　　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后会拥积到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东方财富网，2012年7月30日）

19、三个维度上创新可解经济难题

　　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中国企业家网，2012年12月18日）

20、中国内需不足是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内部消费需求不足，并非简单的总量不足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改革内参文摘版》，2012年第4期）

21、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要迎接挑战

　　国际媒体认为“中国崛起”会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如何才能不落伍呢？首先要抓教育。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

——国务院参事汤敏（《环球时报》，2012年7月17日）

22、按比较优势发展是中国经济成功秘方

　　原来的垄断，像电信、交通，过去由于资本很密集，靠国企的经营，给它垄断地位来克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问题。现在这些都是盈利行业，都是有竞争力的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的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

——经济学家林毅夫（财新网，2012年10月18日）

23、房地产调控濒临危险境地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政府首先必须冲破GDP增长拜物教意识的禁锢，彻底舍弃通过住房市场投机炒作短期内推高GDP增长的幻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上海证券报》，2012年6月20日）

24、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

　　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北京日报》，2012年12月17日）

25、中国不应追求过高经济增速和外贸顺差

　　国家经济根本问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下中国不应该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应该去追求过大的外贸顺差。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人民网，2012年9月26日）

26、中国面临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困境

　　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比照之下，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经济观察报网，2012年4月25日）

27、解决四大障碍，中国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能否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取决于能否解决四大障碍。即能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能否将产业结构提升到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能否转变中国投资、消费比例扭曲，能否大幅提高第三产业发展。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新网，2012年11月20日）

社会类

28、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研究报告，2012年2月）

29、中国已陷入两个“超低生育率陷阱”

　　如果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为“超低生育率”，2000年至今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超低生育率已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观念转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陷入的是“超低生育率政策—文化的双重陷阱”。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

30、“城市化陷阱”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对于土地短缺的假设，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作者网易博客，2012年6月14日）

31、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

　　无论在哪种养老金制度下都应当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光明日报》，2012年4月20日）

32、司法改革应向世界主流看齐

　　总体而言，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世界的主流保持一致。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33、维稳方式需要根本性变革

　　保持长久的社会安宁，人民信访制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维护稳定的方式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经济参考报》，2012年5月23日）

34、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意味着要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文汇报》，2012年5 月23日）

35、农民“新命”：公民化

　　就农民工来说，政治民主问题非常突出。在新的城市社区，他们不仅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文化认同，而且需要建立新的政治认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中国乡村发现》，2012年2月7日）

36、提升社会福利要“小步走”

　　中国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之间的关系，福利要小步走，要符合福利增长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北京日报》，2012年6月21日）

37、所谓再分配有误区

　　财富只能来自生产、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一定是靠权力集中满足平均主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改革》，2012年第9期）

38、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

　　新型城镇化有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就是从过去比较重视速度到今后速度与质量并重的阶段。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广州日报》，2012年11月12日）

39、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

　　根据我们的测算，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4月11日）

40、中国养老应该扩大市场的作用

　　在养老问题上，市场是要发挥作用的。中国应该扩大市场的作用，重提市场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东方早报》，2012年3月16日）

41、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应脱节

　　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

——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19日）

4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职责

　　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很不好，是“哑铃状”，不是“橄榄型”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职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中国政府创新网，2012年12月5日）

文化类

43、中国社会的“启蒙”还将进行下去

　　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爱思想网，2012年5月17日）

44、用“新人文主义”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

　　现在全球主流话语权在西方世界，我们就要善于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去伪存真、甄别借鉴、改造创新，这样建立的话语体系，就既能为我所用，也能被世界所接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人民论坛》，2012年4月下）

45、文化安全是文化强国的前提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文化安全是前提和必然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人民日报》，2012年1月4日）

46、中国将进入绿色生态文明时代

　　在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体系中，生态文明建设不但是重点更是难点，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将是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的关键。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经济参考报》，2012年12月20日）

47、警惕殖民文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还没有充分形成。于是，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泛滥，便成了并不奇怪的问题。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红旗文稿》，2012年第11期）

48、不应将宗教视为中国社会的“另类”

　　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出现重大转型的时期，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传统文化、国民心态、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这些层面来研究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阳光》，总第121期）

49、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之间统一的关键是建立制度、程序和规范，即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人民网，2012年11月20日）

50、中国青年一代仍需“中国梦”的激励

　　中国青年一代仍然需要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奋斗精神，需要“中国梦”的激励，也需要更多的对于责任的承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中国网，201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