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不犯法，祼商不是罪，这是对冲风险、寻求更多机会的理智之举，偷税漏税、洗钱、转移黑钱才是犯罪。

　　中国高净值人群移民倾向直线上升。2011年11月，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601988）私人银行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有14%已经移民或申请移民，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这项针对18个重点城市980个6千万人民币以上高净值人群的调查显示，他们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海外资产占其可投资总资产的19%。其他移民调查大同小异，2011年4月，招商银行（600036）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指出，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一切证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潮来势汹涌。

　　移民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子女教育，二是保障财富安全，三是养老，其他包括环境食品安全、签证方便、税收低廉等等。

　　在不同的调查中，财富安全与子女教育分别位列第一，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财富不安全、子女受不到良好的教育。这反过来说明，中国最匮乏的是保障民众财产安全的制度，以及与发达国家同步的、能满足不能层级的教育体制。无论是法治还是教育、医疗、环境，都是中国的稀缺资源，目前，中国富裕人群通过移民的方式获得这些资源，加拿大有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占到一半。

　　祼商、祼官现象层出不穷，一人在国内经商、为官，家庭移居海外，对于移民群体而言，国内的致富机会依然高于移民输入地，但整体安全系数低于这些地区。

　　不必指责祼商现象，祼官现象必须予以禁止。

　　有道德家愤怒地指责，一些商人在国内赚了钱，全部转移到海外，数典忘祖，加剧了国内的贫穷现象。这些指责偏离了最基本的市场逻辑。无论哪国商人，在中国经商成功，都是多赢现象，资源得到了正确的配置，社会总体财富上升，劳动者得到了就业机会。一个真正的投行家，能为资金找到最合适的企业，既解决了企业的资金短缺难题，也让投资者获得了利益，可谓一举多得。没有这些国外回来的投行家，很难想像中国的风投发展会如此迅速。从好的方面看，祼商之所以还愿意在国内经商，说明中国市场环境并非无药可救。

　　多赢现象是理想状态，有人拿出具体的案例：看看，某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在国内套现在国外享福，让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大亏特亏，却为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地方政府，居然为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优惠的税费政策。

　　指责者忘记了，自己实际上是在指责股票市场的不公平，是在指责税费制度的不公平，让投机者有机可乘。这样的投机者就算不移民，也绝不会公平对待财富实现各方多赢。此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制度性改进的方法，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高效与公平，而不是在道德义愤的激励下，把所有国人圈在一起集体为不公平的体制买单。当然，如果这些商人触犯了法律，不能以移民逃脱法律的制裁，在这方面，美国的税收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祼官与祼商不同，官员们（包括国企高管）掌握着一地乃至一国的资源支配权，官员们与两会代表、委员承担着为社会规划未来的重任。庙堂之上，如果全是欧美人的父母参政、议政，我们很难想像，中国的未来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由于官员、国企高管掌握着资源支配权，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借寻租机会获得租金，经商成本高昂、市场环境恶劣、企业逆淘汰几乎是必然现象。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家属成为移民的主力军，官员寻租风险更低，国家未来可想而知。

　　最大的风险是海外黑金与腐败。去年12月17日，路透社报道全球金融组织（GFI）的报告，过去10年来，犯罪、腐败和逃税令发展中世界损失近6万亿美元，且非法资金仍在持续增多，其中中国居首。2010年，中国非法外流资金为4204亿美元，占当年黑金的一半，是紧随其后的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的总额的8倍多。之前10年中国总共流失2.74万亿美元，且流失还在增长。在10月份的一份报告中，GFI称2011年另有6020亿美元资金非法流出中国。

　　腐败、寻租之后移民海外是最大的风险，制止祼官，原因在此。

对待贪官污吏必须诛其九族

　　贪腐阶层狡兔三窟，对冲风险。

　　郑州房妹案提供经典案例，由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规划、房管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初步确认，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一家拥有29套房产，均属商品房。报道还披露，翟振锋2002年1月至2010年9月先后担任二七区房管局局长、二七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职务。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牟取利益及其他违纪行为”，已于2011年9月被纪检部门予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目前是二七区二七新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没有职务。

　　翟振锋一度官阶不高、举报不断，却成为贪腐的经典案例。

　　我国公务员约为700万左右，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数量不详。根据《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7日的报道，全国共有178.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从侧面透露我国副处级以上公务员数量为178.7万。如果这些公务员户均拥有三套以上的商品住宅或者商铺，则需要536.1套房，如果拥有10套，则需要1787套，超全国保障房总量。

　　狡兔三窟拥有多套房产，目的是成为食利阶层。翟家拥有商品物业有一半左右是商铺，如果说拥有住宅主要是拥有资本利得（住宅租金偏低），那么，拥有商业物业的主要目的是成为商业食利阶层，商业物业租金是主要收益。中国发展商业之初，就需要支付一笔买路钱。要强调的是，投资房地产风险收益自担，合法合理并无不妥，关键是翟家的财产合法性如何，以什么样的价格购买了房产，其中是否存在非法之处。

　　翟家使用了贪腐官员常用的聚敛手段。

　　第一招是靠山吃山，自己管房地产，家人成立房地产公司，进行利益输送。郑州市一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淑萍是翟振锋妻子，该公司注册于2005年8月1日，前法人是王伟斌，现在法人是李淑萍，不是亲戚就是妻子。而另一家兰亭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最初注册人为冯松伟，据披露为翟振锋妹夫。翟振锋之子翟政宏开有两个公司，分别为河南十方艺术馆、龙源信息技术公司，其中龙源公司注册于2000年，当时翟政宏只有15岁。

　　中低收入阶层依靠保障房，因为贪腐有多少保障房收益流入贪腐官员之手？如果曝料者信息披露属实，那么一通公司开发的郑州南溪苑经适房小区项目已经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保障房筹措经费之难众所周知，这笔血汗钱很有可能通过畅通的利益管道源源不断地流到食利官员手中。

　　第二招是多重身份。等而上者非法同时拥有中国身份与外籍身份，在一定区域内拥有权势者则手执多张身份证。据央视报道 河南省项城市公安局消息，2011年，“房妹”父亲翟振锋通过关系人王峰，找到秣陵派出所内勤民警张新生，违规办理户口入户手续。从此这一家庭四口人拥有了八个户口，直到网络案发户口被取缔为止。

　　多重身份与多处房产一样，也是狡兔三窟的重要手段。翟振锋依靠新注册的户口隐匿财产和房产，一家共购买了29套房产，而他位于郑州市嵩山路派出所的户口名下，却没有一套房产，翟振锋俨然是一位“清廉”官员。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基础的身份制度可以被官员玩弄于手掌之中，再多的财产公开也将成为摆设。官员以多重身份、以转移资产，对冲未来的公开风险。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未行，狡兔们已经做好防御。

　　以往的高铁案例，以及郑州房叔案例，似乎有些项目一半的公共财政经费进入了贪腐者的腰包。希望这只是个案，否则以这样的比例，建立民生工程与重要的基础工程项目所借贷的款项，必然成为大众支付的庞大负债。

　　围绕翟振锋案件的处理很难让人信服，处理者将对公众负责，公众更进一步质疑，庞大的利益群体是否形成了互保群体。

　　郑州市二七区纪检监察部门2011年已经进行了调查处理，相信以纪检部门的威力，其寻租、贪腐、二套户口等行为已经被掌握。奇怪的是，网络曝光“房妹”事件后，12月28日，郑州市房管局回应：经该局多部门联合调查，被举报的业主确有11套房产，但这些房产并非经济适用房，且该业主“与我局领导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同时，查证“房妹”被举报的11套房产，有2套为商品住房，另有9间为商业服务用房，“均不是经济适用住房”。这是以事实掩盖寻租的痕迹：翟振锋现在不是官员，不等于以往任职时没有利用职务寻租；购买的不是经济适用房，不等于没有用寻租的钱购置资产，更不等于开发经济适用房帐务清白。翟振锋被褫夺官职，似乎就保护了其家庭的财产。

　　翟振锋案再次显示，公共资源流失严重、基础制度被破坏已经超出想像，更可怕的是，长期寻租如入无人之境，寻租被发现后处理轻如鸿毛，这是在周告大众：官位可以抵销法律惩处，既得利益群体已形成与民意隔绝的保护膜？

　　狡兔三窟遍行于世，基础制度失去尊严，公共资源流失严重程度如千钧一发，靠网民反腐而非重塑制度尊严，其行不远。

叶檀：别扼杀中国新制造的前景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顽疾，从钢铁到光伏，所有行业均处于产能过剩的轮回之中。

　　这是表像，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与稀缺并存，制造业过剩、核心技术稀缺，一些以高科技为幌子的企业产能过剩实质仍然是制造业过剩。

　　光伏产业是经典行业。2010年1月，有媒体披露，包括多晶硅在内的光伏产业核心技术缺失、装备依赖进口。硅料提纯用的是德国改良西门子法，硅片生产多晶炉是美国设备，生产硅片电池七道工艺，五道需要进口设备，太阳能电池关键生产设备基本依赖进口，我国光伏企业多数还是“代工车间”。笔者2012年底对该行业访问调查的结果，与2010年没有太大区别。

　　光伏企业定价权旁落他人之手，产品终端价格看欧美补贴，成本看工人薪酬与地方政府的眼色，利润看核心设备。每年欧美的光伏设备效率略有提升，设备价格随之上涨，企业为跟上同行步伐不得不更换设备，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即使是光伏行业最景气的时候，核心技术拥有者也能通过饥饿式营销控制下游，拥有技术者是无冕之王。

　　毫不奇怪，光伏行业只能以规模取胜，同行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恶性价格战。曾有一位光伏行业的朋友告知，他们公司在海外接获一笔订单，却被国内某家大型企业撬单，手段就是让人结舌的低于成本的价格战。如此做法不仅断送了我国光伏产业的前景，还在国外营造出劣质的中国制造文化，中国制造与低价、低质、无质保挂上了钩。

　　不仅光伏行业，汽车、造船、机器人（300024）等行业，核心设备都掌握在欧美日的手中。

　　去年年底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机器人产业的伺服电机、驱动系统电机、码盘等核心部件，我们全都需要进口，包括该公司在内的国内最好的机器人企业，利润不比国外同行高，采购的核心部件和国外一样。中国碰到非常尴尬的情况是，整机可以做出来，但是整体价格下不来；一旦你做出来，外国就开始降价，进行营销卡位战，在成本上面根本没有竞争优势。

　　除了核心技术缺失，工艺流程、生产技术落后也是一大原因。据媒体报道，江西中材太阳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江西赛维的配套企业，以生产多晶硅铸锭用石英陶瓷坩埚为主业。该公司办公室主任李伟说，由于技术还不过关，产品合格率不到40%，一直无法满足赛维LDK的需求致使其不得不到国外进口坩埚。

　　由于技术、工艺、流程等方面的差距，中国企业习惯于从先进国家进口核心设备，以从国外进口为荣。笔者最近在珠三角听到的情况，工厂所用的3D打印机、打印材料等配件，主要从美国或者以色列进口。

　　制造业缺少核心技术，中国经济被卡住了脖子。政府强调创新，正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政府通过税收方法鼓励企业创新，今年开始执行的《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2012年调整）》，新增条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此前在相关专项政策项下已恢复征税的部分重大技术装备；二是近年来国内已具备生产制造能力且技术性能已满足国内需要的设备，以及国内将在短期内形成相当制造能力的设备。国内相关产能已经过剩，设备逐渐成型，政府鼓励企业尽可能使用国产设备。

　　中国要创新，还得靠企业。在珠三角、长三角已经出现机器人公司、3D打印设备公司的集群，虽然工艺较为粗糙，精准性较差，却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别忘了，中国的机械工程的工艺设备正是通过内部企业竞争提升的，中国的电子产业链也是因此形成的。

　　这时，需要活跃的市场融资体系、需要公平的税收政策，需要完善的质保体系，需要无数的企业一起努力——这正是中国式硅谷的雏形。如果沿海地区的政府依然以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央企为荣，将扼杀中国的新制造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