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在意识形态真空的状况下，就必须首先要造就一种全国人民（各阶层、各种族等）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是中国的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有机结合。

　　今天的中国，在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急剧衰落的同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什么样的“主义”都可以从中国社会找到，并且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影响力。这个情况有些类似于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必然的局面。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革命，信仰者的动机是通过革命为国家寻找一条出路。今天，各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仅反应了中国利益多元化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出现也再次说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要改造社会。只有当人们对所处的社会感到不满的时候，才会去求助于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没有人可以排除，今天的一些意识形态尤其是左、右派所秉持的那些大意识形态，其目标也是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再者，无论是五四运动期间还是今天，百花齐放体现出三个主要特点。其一，社会层面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从西方进口，很少有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也就是说，和五四运动期间一样，中国社会还是试图继续用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第二，代表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之间不存在任何共识，各种意识形态都在竞争其信仰者，在争取其在社会的支持者。第三，各种意识形态的不断激进化，各方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不过，也有和五四运动不同的特征。五四运动期间，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主要局限于知识阶层，对普通社会群体来说，这些意识形态离他们的实际生活太远。不过，当代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信仰者更广。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今天有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传播技术的普及。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的局面不可避免，但也在产生着严重的负面后果。首先是政府权威和权力的急剧衰落。任何一种政权都必须具有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合法性。一旦这种合法性不再存在，政权也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清政权的解体和其意识形态不再和社会现实相关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种种从西方进口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可以论证清政府的合理性，为清政府提供政权的合法性。今天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各种进口的意识形态要不和中国社会不相关，要不可以对现政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二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无法有效进行。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其意识形态是软力量，是政府和社会两者沟通的最有效手段。在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情况下，社会不再能够理解政府的意图，社会对政府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信心感。相反，因为缺少官方意识形态，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面就凸显出来。两者之间一旦缺失软力量，那么双方的关系必然体现为“硬碰硬”，即暴力对暴力。

　　第三，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使得执政党和其政府内部的腐败每况愈下。执政党从前有两种力量，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一旦没有了意识形态这种软力量的约束，而只有硬力量（组织）的约束的时候，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往往扮演一种准宗教的角色，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现在没有了软约束，硬力量的应用越来越甚。但腐败为什么越来越风行呢？很简单，个人总比政府聪明。腐败者总能逃离“硬力量”的约束，被发现腐败案例总会是少数。腐败不仅有效损害着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更使得维持政权的成本急剧提高。

　　第四，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一个社会出现意识形态多元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一社会没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很难想象，美国社会没有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成为什么样子？主流意识形态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不同社会群体因为利益不同会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但它们的中心仍然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参照物。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各社会群体会显得极其自私，因为它们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真理。

　　第五，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使得社会成员，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在传统社会，官方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扮演了宗教的角色，因此儒家也被成为“世俗宗教”。现在传统文化衰落了，人们便转向各种主义例如民族主义、民主、公平正义等等寻求意义，把这些视为是“世俗宗教”，但因为大多这样的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人们很难从这些主义中得到生活的真实意义。当然，也有大量的民众直接转型信仰各种宗教，也有人转向创造宗教（大多是人们称之为“邪教”的东西）。与之相关的就是中国各社会在商业社会面前显得焦虑不安，安静不下来。没有能够使人安静下来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要重建官方意识形态。但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是指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国家意识形态。这里首先必须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区分看来，因为这两者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不统一的。

　　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是在长期的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和其它能够导致社会冲突的思想因素。建国之后，毛泽东在推行继续革命的同时努力想把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塑造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并没有成功。继续革命，就是说执政党要不断地破坏其本身所建立起来的制度，而国家意识形态则需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表现为严重的冲突。

　　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抓经济工作，去（毛泽东）意识形态化成为必然。这并不是说执政党不需要意识形态了，而只是在当时旧的意识形态有效地阻碍着改革开放，那么只好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即采用实用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当时存在的另外一种更有效的做法是，并不否认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而是强调其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执政党就必须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既不会否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延续性，也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来促成新意识形态的塑造。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改革者可能面对来自内部和社会强大的政治阻力，而不能放弃旧意识形态。

　　不能放弃旧的意识形态表明新的意识形态创造没有空间。因此，执政党只好放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这就直接导致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快速衰落。物质主义或者说GDP主义是指导执政党行为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一个利益主导的政党和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已经使得旧意识形态和中国政治、社会生活完全不相关了。与现实生活不相关，这应当是每一个意识形态的噩梦。

　　尽管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但从形式上说，旧的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着。从政治条件来看，也没有政治人物可以宣布放弃这种意识形态。要把一种以革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转型成为一种以建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可能性也并不大。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考量先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放在一边，而注重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在任何社会，尽管各政党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政党意识形态越靠近国家意识形态，那么政党意识形态就越具有生命力。反之，如果政党意识形态离国家意识形态越远，就越不被人民所接受，就越没有生命力。中共是一党执政，更需要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应当明确的是，不是强迫社会接受国家意识形态，而是执政党主动靠向国家意识形态。前者会导致执政党和社会的对抗关系，而后者则走向执政党和社会的一致性。这方面，中国数千年的王权传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数千年王权没有中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拥有一种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每次革命造成改朝换代，但国家意识形态从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统治者越接受国家意识形态，其合法性就越高，统治寿命就越长。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是儒家。儒家产生之后首先为社会所接受，然后再被转型成为王权和社会同时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家本来就出自民间，是民间思想，它所谈论的大都是社会都能了解和实践的东西（这点和西方的《圣经》类似）。统治者后来接受儒家，并把它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在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很多方面也被程式化或程序化，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都要遵循这些儒家仪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认同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或者作为个体的士大夫），而且更是那些皇帝（士大夫）必须遵循的仪式和程式。通过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皇帝和皇帝的位置统一起来了。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就演变成王权最有效的软力量。

　　今天的中国，在意识形态真空的状况下，就必须首先要造就一种全国人民（各阶层、各种族等）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是中国的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文明，中国文化有其独特性，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也存在着和其他国家能够共享的共享价值。近年来中国社会所讨论的“普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结合，就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结合。把西方文明视为是普世价值当然有问题，但排斥西方价值也有问题。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很多价值例如理性主义等已经融合了中国等东方价值。

　　先塑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然后，执政党再主动改造自己的意识形态，努力向国家意识形态靠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会高，最理想的就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两者的重合。

　　简单地说，要长期执政，执政党就必须超越自己的利益。在一些方面，中共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在思想意识上，执政党开始强调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在实践上，执政党也已经有了“利益代表”的概念。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过程也越来越开放，开始接受和容纳不同社会力量。但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变化不足以导致执政党根本性的转型，从而也难以避免因为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在其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执政党的下一个最重大的挑战是能否成功塑造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毋容置疑，一个能够以国家利益和中国文明利益为重的政党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所谓的“中国梦”就隐含在这个过程之中。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