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晃嗣（Koji Murata），宫家邦彦（Kunihiko Miyake），伊奈久喜（Hisayoshi Ina）和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2012年12月10日，华盛顿 |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理清美日关系在宗教、中东政策、能源以及国内政治中的联系有助于两国认清当务之急，抓住机遇。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的村田晃嗣谈到了美日关系的宗教层面；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的宫家邦彦对中东的战略与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了广角审视；《日本经济新闻报》（Nikkei Newspapers）的伊奈久喜则分析了大选前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詹姆斯・肖夫主持了这次讨论。

邵汉仪（Han-yi Shaw），宋燕辉（Yann-huei Song），陈一新（Edward Chen），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和彼得・达顿（Peter Dutton）

2012年12月6日，华盛顿 |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上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三位杰出的台湾学者——国立政治大学的邵汉仪、中央研究院的宋燕辉和淡江大学的陈一新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詹姆斯・肖夫一起讨论了这一地区的海上争端以及和平解决的前景。来自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著名中国领土争端问题专家彼得・达顿主持了讨论。

哈雷・鲍尔泽（Harley Balzer），黄育川（Yukon Huang）和马修・罗詹斯基（Matthew Rojansky）

2012年11月30日，华盛顿 |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一直难以发展必要的人力资本和环境以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赢得竞争，而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拥有动态研究基础的领先知识经济体。中国吸收了国际教育的成果，并显著提高了经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中国的经验能否为俄罗斯提供指导，帮助推动其商品依赖性经济向多样化发展？乔治城大学的哈雷・鲍尔泽与卡内基的黄育川共同讨论了俄罗斯与中国在建立多样化、知识型经济时面临的各项挑战。卡内基的马修・罗詹斯基主持了会议。

韩磊（Paul Haenle）

网络评论，2013年1月22日 | 美国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一直被很多人错误解读。通过解析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什么与不是什么，韩磊指出“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希望加强与中国就一系列重大全球挑战开展合作。两国在经济和安全利益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已经很深，因此不能互相对抗。有利于中国，就有利于美国；反之亦然。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3年1月5日 | 2013年将被铭记为中国“经济走向正常化之年”，7%-8%的增长速度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变得更加平衡、更可持续、更加协调？首先，中国已在着手平衡经济结构，进一步的改革也将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和环境可持续性。其次，在正常的市场驱动型经济中，经济协调性发展意味着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给私营部门更大的发展空间。再次，正常化的中国经济也将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欧亚评论》（Eurasia Review），2012年12月24日 | 随着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不断激化，美国的声音成为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态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美关系进入动荡期、中印边界争端仍未解决之时，美国支持印度对阿鲁纳恰尔邦拥有主权，无疑使德里、北京和华盛顿间的三边关系更加复杂。中印两国的边界争端目前相对缓和，而美国政策的真正挑战在东亚——中国的崛起之势正在考验美国的盟国们。如果美国必须谨慎地在 “惹火上身”和“袖手旁观”之间保持平衡，那么中国则不可能不为难美国。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评论文章，2012年12月18日 | 再次领导日本的自民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日益收缩，政府债台高筑，商品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异常紧张。近期竞选活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对日本未来的宏伟构想。新政府需要酝酿更大胆的行政和经济改革， 努力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政治联盟，加强与韩国的关系，维护日美同盟关系。考虑到未来的参议院选举，安倍将倾向于保持竞选模式，而日本需要一个稳定、包容的领导团队来做出高瞻远瞩的决策。

黄育川（Yukon Huang）

《彭博社》（Bloomberg），2012年12月5日 | 美国式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又都在一些具体方面存在不足。两国迥异的资本主义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包括减少不平等、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重新塑造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作用和促进创新。最终，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加强法治都能确保合法性和提高效率。两国分别以怎样的技巧完成各自任务将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繁荣——面对这一共同的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增加谈判，避免争斗。

乔治・佩尔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

评论文章，2012年11月27日 | 在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道路似乎受阻时，一些国家正扩大核武库，伊朗核僵局悬而未决，核不扩散和裁军倡议（NPDI）提供了加强使用核武器的禁忌的建设性途径。它可以敦促有核国家阐明其赋予核武器的作用，并探求是否存在一个基于国际法的普遍适用标准。通过激发公众舆论，NPDI可以降低不负责任有核国家的核地位。这一切都绝非易事，但在国际核秩序一片混沌之际，NPDI十国大有用武之地。

哈什・盘特（Harsh V. Pant）和茱利・素博（Julie Super）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3年1月

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能源需求也不断扩大，新德里对能源安全的顾虑也逐渐增加。出于能源安全和缓解能源需求压力的考虑，印度将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主要能源国发展双边关系提上了重要日程。而这引起了美国的担忧。华盛顿对印度施压，迫使其限制与伊朗的关系，造成印度石油进口大幅减少。
文章认为，尽管印度十分重视美印双边关系，但来自美国的压力并不能有效左右印度的双边政策。印度对伊朗的政策仍将取决于印度自身的利益考量。
伊朗的石油供给对印度能源安全举足轻重。同时，伊朗还是印度连接中亚以及里海地区国家的重要通道。尤其在中国的竞争压力下，印度通过伊朗增加其在中亚以及里海的能源份额变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同伊朗的友好关系还能帮助印度在军事上遏制巴基斯坦，提升印度在亚洲的影响力。
因此，美国对印度的经济制裁引起了印方的不满。印度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制裁，但并不认可这种损害印度商贸利益的单边制裁的合法性。而随着印度经济增长放缓，来自美国——印度的重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制裁愈发不容忽视。
当前，印度已经意识到其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度，并担心这种依赖会威胁到其国家利益。作者认为，单边或者双边经济制裁只会增加印度的担忧，让印度更加警惕美国，进而设法减少对美的经济依赖。文章认为，事实上印度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并不会损害美国核心安全利益：印度多次表态不支持伊朗发展核武器，在这一点上，印度的立场和美国实为一致。因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制裁并不必要。
文章预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源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度的对外政策。而印度对自主外交的强调也阻碍了美国影响印伊关系。随着国内经济增长，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中愈发重视能源安全，视之为关乎印度崛起的关键要素。因此，一方面，美国应该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论坛，在解决印度能源安全问题的同时满足其战略自主的需要。另一方面，印度可以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沟通桥梁，美国应对此关系加以利用，而不是加以遏制。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3年1/2月

当前，美国经济虽然缓慢恢复，但仍面临财政赤字、移民政策、基础建设和教育等多方面的挑战，亟需推动改革和投资来重塑美国经济。然而，美国民主的两党分歧、无效率和时常瘫痪都将增加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和成本。与此同时，欧洲面临经济增长停滞，欧元信誉岌岌可危，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挑战；而日本内阁更替频繁，经济一蹶不振，国家面临衰落危机。这些现象令人不禁发问：我们是否正在面临民主危机？文章认为，民主本身并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但美国依然需要进行改革和投资，解决财政赤字等一系列问题，避免走入困境。
首先，财政赤字是美国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放缓，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增长率。美国的对策是增加债务，而不是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准或解决根本问题。其他富有的民主国家同样也是如此。过去通常是发达国家拥有财政盈余，欠发达国家背负债务，而现在情形发生了倒转。欧洲、日本、美国等都面临巨额债务，财政赤字问题亟需改革。
其次，投资依旧起着关键作用，并且更加迫切。美国的现代史已经表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文章讨论了教育与科技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和社会保障投资。
教育和科技投资 如今，美国在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已大幅下降——美国联邦研究和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已经下降到1960年水平的一半。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预算也惨遭削减。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正在崛起的国家，例如中国、新加坡和韩国，则在大量投资教育和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的基础设施老旧不堪，亟需更新换代。文章指出，尽管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开支几乎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仔细的规划和监督，基础建设投资也可以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国会应该将这项任务交给一个政府和私人合资的基础设施银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和重复建设，同时有效率地运营。
社会保障投资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堪重负。目前，美国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支出庞大，加剧了国家债务。最近的一份报告计算，到2029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利息的债务总和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
总之，文章认为，重新平衡预算以获得在该国的未来投资空间是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西方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死亡，而是僵化；它们只是面临的严峻的挑战，而不是崩溃。但民主国家不能就这样混混噩噩度过危机，因为这样虽然能保持富有，但将会被不知不觉地边缘化。改革和投资是度过危机，重建经济生机的重要途径。

唐纳德・格罗斯（Donald Gross）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2012年11月

文章指出，中国的政治领导班子更替为华盛顿提供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机遇。奥巴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把握住机会，而不是在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上铤而走险、造成双边关系的恶性循环。
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班子，大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他们更有可能乐意听取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尝试政治改革。文章还认为，中国的新领导人将会欢迎美国旨在帮助中国应对挑战的政策，但这不包括美国在贸易上的强硬政策——中国的新领导人需要向民众表明他们有能力维护国家利益。
文章认为，美国亟需对重新思考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以避免可能对美国的策略对其在亚洲的利益产生不可修复的损害。一方面，与中国关系紧张可能带来诸多隐患，尤其是潜在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美国经济亦有益处。作者认为，华盛顿的对华新政策应该包含七大目标：
1. 大幅减少中国当下和未来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确保台湾的民主政治；
2. 减少中国对日本的军事威胁；
3. 促成中国将东海岛屿争端交由第三方独立机构处理；
4. 在区域和全球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安全合作；
5. 督促中国军事透明化；
6. 促成新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增加国内就业；
7. 推动中国的人权建设和民主化。
总之，抵御“中国威胁”和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最好办法是同中方一道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局面，共同和平解决双方的安全和经济冲突。在新政策下，中国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

约书亚・伊茨科维茨・史福里森（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2/13年冬季，第37卷，第3期，第172-181页

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学界对美国是否面临衰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外政策展开讨论。迈克尔・贝克利认为，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中美实力差距悬殊，美国相对中国依然保持庞大的绝对优势。因此，美国并不像普遍所认为的那样面临“衰落”，同时，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参与（Engagement）。约书亚・・伊茨科维茨・史福里森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衡量美国是否“衰落”的标准不应是实力的绝对差距，而应是相对差距的比例变化。因此，相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美国面临“衰落”，美国在对外事务上应该采取“收缩”政策（Retrenchment）。
史福里森指出，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差距比例在下降。因此，即使美国保持绝对实力的优势，和中国相比，它整体依然处在衰退中，这意味着：（1）在中美目标分歧之处，中国会发现其利益更加容易实现；（2）对美国而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实现将越来越受到中国的阻碍。
他强调衰落指的是两国相对实力的对比，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速度的不同会引起实力对比的改变，导致其中一方的相对“衰落”，并认为相对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比绝对实力更为重要。
史福里森认为，美国应该“收缩”其军事部署，因为这样做有三大好处：首先，可以为美国腾出资源并用于再投资，推动美国未来发展；其次，有利于向中国领导人准确传达美国的意图，减少猜忌；第三，转移中国的注意力，使之转为关注周边国家（如日本）的威胁，并认识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是中国潜在的合作伙伴。
贝克利对此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相对中国，美国并没有“衰落”，而实力变化比率不如实力绝对差距重要。他指出， 比率变化的重要性实际上取决于绝对规模本身的大小。美国在现在和未来都将对中国保持庞大的实力优势，这一实力悬殊还可能在未来继续扩大。尽管中国可能与美国产生竞争，但绝不意味着美国面临衰落。同时，贝克利还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保持在国际事务的参与，而不是收缩部署。

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约翰・伊肯贝里（G. John Ikenberry）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3年1/2月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单一的大战略：深度参与（Deep Engagement）——在欧洲、东亚、中东与盟国建立密切的防务关系，并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维护美国海外利益，促进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目标。但现在，面对庞大的财政开支和中国崛起的挑战，华盛顿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放弃这一宏伟的战略，从全球事务中将自己拉回来。
作者指出，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应尽量减少其海外军事存在，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作者从六大方面驳斥了军事收缩的建议，认为美国继续其深度参与政策有诸多好处，而这些好处往往被学者们所低估。
财政负担 许多主张军事收缩的学者认为，美国当前的全球存在实在过于昂贵。但事实上，大多数学者所呼吁的克制政策和离岸平衡并不能有效减轻财政负担；而如果大幅度削减军费，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很难得到保证。作者认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小幅削减军费，将军费开支降低到稍略低于国内生产总值3%的规模，同时改革军方的采购和补偿政策以解决这一两难局面。
不平衡 作者认为与以往的霸权不同，美国并不需要靠离岸制衡来保持领先地位。美国的地理位置孤立，这意味着其面临的威胁远低于其他大国。此外，美国在军事、技术、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令其余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
不受诱惑 深度参与政策的批评者担心，保障盟国的安全承诺使美国面临被卷入不必要的战争的危险。他们认为，对小国盟友提供保护将鼓励这些国家采取冒险行为。而战争爆发时，在维护美国声誉的诱惑下，美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国家利益并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参战，以兑现其安全承诺。但作者认为，即便是实行军事收缩的政策，美国也难以避免这类诱惑的干预。
维持和平 作者指出，如果美国离开了东亚，这一区域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大国，很可能会展开军事竞争；在欧洲，随着欧盟防务合作的政治成本增加，大国间合作将变得困难。此外，军事竞争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也可能导致核扩散加剧。
军事和经济优势地位 学者们对安全问题的过于专注使得他们忽略了大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好处：保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对美国有利。美国挥动着安全杠杆来塑造全球经济的整体结构，其军事输出保证着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际合作 美国的领导地位有利于促进各国间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美国不仅为盟国的安全提供保障，同时也提供了政治框架和沟通渠道，促进它们在非军事问题上的合作。美国的全球作用对促进政府之间的合作有直接的影响。
总之，美国如果放弃其全球领导作用，就将可能面临经济、政治、安全利益上的劣势。而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也很可能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亚当・卡斯卡特（Adam Cathcart），内森・比彻姆-穆斯塔法加（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和罗杰・卡瓦佐斯（Roger Cavazos）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2012年12月

对中国决策层而言，涉及朝鲜的各项事务都具有高度敏感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敲定者，所以了解未来中国对朝政策最简单的途径便是政治局常委的人员结构。在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上一届常委班子中没有拥有对朝直接经验的人员。因而，尽管中国极力推动朝鲜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央政治局常委依然无法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文章指出，相比之下，新一届领导班子中有更多重视对朝关系的领导人，例如李克强和张德江。他们主张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改革保持耐心的同时，也要持续施加压力。这也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改变其对朝鲜的政策。
当下，尽管当前新一届领导人对朝鲜政策没有做出任何明确声明，中国学界已经展开了讨论，而这些声音也是测量北京政策走向的有效工具。其中，北京大学学者朱峰指出，继朝鲜公开表示不情愿听取中方建议后，中国国内开始反思是否应该保持和如何保持对朝关系在既定轨道上，认为中国可能会改变对朝政策。同时，中国在朝鲜卫星发射上的态度表明，中国依然希望保持对朝鲜的微妙影响，向朝鲜暗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中的作用。
文章预测，军事上，中国与朝鲜的军事联盟将会继续保持强劲，但也存在局限。中国将很可能无可奈何地容忍朝鲜的小规模军事武装发展，包括太空火箭，但这一容忍也是有限的。政治上，假设中国依然倾向于维持稳定，那么中国将督促朝鲜保持中国所需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总之，中国在让朝鲜明白，前任领导人的宽松对朝政策即将终结。

布莱克・克莱顿（Blake Clayton）和迈克尔・利维（Michael Levi）

《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2年12月-2013年1月，第54卷，第6期，第107-122 页

石油市场的灵活性以及石油方便储存和运输的特点，使得石油成为各国主要能源议题，而石油贸易也备受关注。文章分析了石油贸易模式与国际政治的相互联系。作者指出，石油贸易模式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石油进口来源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而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也对石油贸易产生直接作用。
相比四十年前，今天的石油市场已经发生了重要变革。市场的纵深化、石油运输成本的降低、石油贸易未来新兴市场的出现、进口配额的取消以及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建立都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强健和整体化。在国际政治的影响下，石油投资和开发都变得更加复杂。投资上，西方国家对石油国的制裁使得这些国家频频将石油开采项目交给中国公司；开采上，石油消费国极力促进产油国增加石油产量，政治协商在其中发挥作用——产油国迫于压力而扩大产出。此外，文章还分析了联接政治与石油贸易的五大因素。
石油供应和运输限制 首先，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对石油贸易产生影响。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为例，这些国家深居内陆，俄罗斯是它们唯一主要石油供应国。因此，这些国家常常不得不面对俄罗斯提出的苛刻的条件。其次，国内政治考虑也是影响石油的一大因素，例如美国出于保护国内供应商的考虑而限制进口加拿大石油。
预期与结果 作者认为，政治影响石油贸易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认为政治有这样的影响作用。例如，沙特阿拉伯希望以美国石油供应国的身份修好与美关系。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往往还会考虑到进出口平衡。如果一国从另一国家大量进口石油，那么其决策者可能考虑通过别的商品增加出口。
产油国与消费国 石油贸易中的贸易扭曲往往归因于产油国一方，例如中欧国家希望发展石油渠道多样化来避免俄罗斯的石油垄断。这是因为历来石油进口都是通过私营炼油厂购买石油，政府很难从中对石油进口进行管理。但相反的是，大多数石油出口都是掌握在政府和国营企业手里，石油出口国政府可以操纵石油价格和供给，使之对己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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