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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菲利普• 克莱顿: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现代性错误?
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菲利普• 克莱顿: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现代性错误?
来源:《世界文化论坛》 | 2013/2/21 15:30:31 | 浏览:1259 | 评论:0

  我有幸被邀请就“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中国”这一主题进行发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世界上不间断的最古老文明。(相反,我来自新大陆上非常年轻的国家。)并且,中国的变化速度非常之快。每个月,中国都会启动一个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新的重大项目。

  正是中国这种难以置信的变化速度给了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勇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极其复杂,但是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在世界范围内找出应对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我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描述西方已经做错的。我很乐意看到中国领导人能够避免西方的这些错误。

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菲利普• 克莱顿: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现代性错误?
图为克莱顿(右)和哈工大王树国校长为“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揭牌

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科学

  我很荣幸代表加州洛杉矶克莱蒙林肯大学。这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它一直都践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分解研究高于整体研究、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综合、价值中立研究高于包含人类价值尺度的研究。西方的许多大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的。然而,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大学,我们追求用整体性方法去展开教育。在课堂和项目中,我们寻求事实和价值、个人和社会、分析和综合,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平衡。我们的使命是训练领导者能造就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利和全局性的全球合作关系。

  科学方法是在许多方面都简化的方法。最有力的科学用简单的规则、原始的条件、数学关系解释复杂的现象。我重视科学的这些力量;它们造就了一些人类有史以来达到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解构后现代主义并不适合认识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例如,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似乎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等同看待。但是他们忽视了科学和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的不同。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没有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卓越的科学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卓越的,这种评价标准无疑是国际性的。但后现代主义的确要求我们对人类怎样将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做出不同的思考。它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重要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正如我将讨论的合作关系,它对于中国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平衡技术和人类可持续文明之间的关系。

2、现代主义之后的科学

  在现代,尤其在西方,知识和价值是被放在对立面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是不可逾越的。现代哲学家强调价值是人类臆想的或者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说,科学研究世界就意味着排除了所有的价值。在过去,教育者认为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知识上和他们学科领域内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已经足够。他们宣称如果科学家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社会就会获益。

  但在后现代世界,我们已经认识到为纯粹的为研究而研究是不行。有时科学家将对知识的追求放在对共同福祉的追求之上,人类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了伤害。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后来在哈佛大学的工作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不能进行团队合作的科学家。这些个体的科学家希望能够独立,他们之间相互争斗。这给大的研究组织造成了许多问题。因为团队的利益必须高于个体的利益。这样的事在西方的研究机构经常发生。当一个科学家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他更容易做出不道德事情,他会歪曲数据或着在没有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就将结论迅速出版。

  新的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是必要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邀请了诺贝尔生物化学获奖者杜赫提(Peter Doherty),来举办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论坛。杜赫提博士总结了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当他发言完毕后,走近观众群中的宗教领袖,并请求得到他们的帮助。杜赫提博士说,我不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士,但是我知道宗教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能更深层次地唤起人们帮助我们推广这个信息。之后,请使用宗教的力量来使得全世界你的追随者做出真实的改变。

  在这些话语中蕴含着大智慧。如果人们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的话,他所寻找的结合形式是非常关键性的。对比而言,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使得人类无法完全地回应这一变化。正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一栋分开对立的房屋是不能矗立的。如果因为科学家与宗教人士持续对立的话,我们就不能建设和谐社会。

  只有当人类寻找到一个科学研究与文明深层次的交汇之处,我们才可以达成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后现代科学家、哲学家和古老的中国文化建立合作关系。但是这意味着伟大的科学家必须在大学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科学与技术的教育;另一种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想想以下三个例子:

  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数量的减少如何使得生态系统减弱。但这仍旧需要精神与美学的训练才能使我们领略到大自然的内在的美丽以及更深刻地懂得我们身边的世界。

  医药科学可以演奏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帮助人们明白生命的品质。人文传统对于评判一个人好坏与否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并且可以使得人的生命在最后日子里过的更加充实与人性化。

  科学给了我们设计城市、建筑物与道路的伟大工具。但是,要建设一个使得市民幸福的城市则需要智慧。人文传统对于人们的基本需要有深层次的了解。只有我们懂得了这些社会性需要我们才能建设使得人类繁荣的城市。

3、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就拿现代主义思想的例子来说明。许多年来我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源地——欧洲的思想界,马克思所依据的辩证法框架是由之前150年里大多数的德国哲学家(莱辛、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发展的。但是这些思想家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是相对于身体而言更强调心灵、相对于自然而言更强调精神的一门哲学。最终,到1843年,一个名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德国哲学家扭转了唯心主义。德国唯心主义者谈论的是上帝,而他谈论的却是人类。当他们再谈论精神或心灵的发展时,他却在谈论它赖以生长的人的身体以及必要条件。当马克思在撰写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他以同样的观点开始的他的学术生涯。这一新的强调人性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了解了生产所需的物质条件,经济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我们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他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但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并没有克服他们前辈的现代歧视。他们仅仅从一边转向了另一边而已!在这两个德国人的思想成果中,思想、文化、哲学、宗教被称之为上层建筑,建立在生产力这一物质条件之上。同其他的现代哲学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修复之前形而上学哲学家所丢失的平衡,他仅仅是转向了另一个不平衡。

  马克思主义从西欧诞生,传播到东欧以及俄罗斯,最后到中国时已经修正了这个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渐渐地从现代模式转向了后现代的模式。举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本不适应于俄罗斯的国情,俄罗斯当时还基本是农业社会。因此,列宁与斯大林创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适合于当时条件下的形式,该形式适合于俄罗斯人民最根本的需要。但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让它从文化上适合当时的情况,也就是将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马克思的很多理论见解都具有建设性意义,但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体制。尽管受到来自俄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也并非适用于中国国情。政治理论家很早就意识到毛泽东思想广泛吸取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精髓。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马克思理论走向了后现代化。毛泽东对农村问题的聚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自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一种自然有机的延伸。在中国,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后现代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相比之下,我必须对我国的“现代主义”预想持批判的态度。很多美国人认为你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的失败意味着他的不努力。他不应该得到社会的帮助,因为他的失败是自身造成的。这种现代主义哲学被称作“没有安全网的资本主义”。现代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会满足人们的需求。来自政府的无“安全网”社会政策是必要的。

  然而这种现代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市场竞争会带来有利因素,同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世界期待中国能够给出一个独特的答案—一种通过社会政策来平衡市场需求的“道家经济”。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两种相交的哲学观:自由资本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中国领导人能够找到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这种平衡吗?

4、培养后现代文明时代的领导人

  中国面临很多抉择,这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的发展。10年内,中国几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因此它的决定同样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拥有超过13亿的人口,如果单纯的效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结果势必是毁灭性的。如果追求的只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那么对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将是毁灭的打击。

  这就是世界如此关注中国如何做抉择的原因。对中国人来说,诱惑很多。在西方,每个国家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财政保障,人们渴望更加舒适、轻松的享受型生活。因此,能耗和浪费增加,消耗比率激增,成直线式上升。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诱惑也同样很多。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国会做得比西方更加明智吗?

  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中国成为后现代或是“生态”文明国家。中国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采用后现代组织发展的原则进行国家建设。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现代化时代。如果有这种可能,那只有中国,因为它已经有2500多年的中央集权与合作的传统。即便是古代帝王也认为他们是代表上帝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古代传统被中国人保留至今。

  我们该怎么做呢?中国人及领导班子有足够的智慧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犯的这些严重错误吗?作为一名中国观察员,我认为只有你自己丰富明智的经验才能引导你作出决定。

  对于普通人来说,当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或工程师已足够。但对于国家未来的领导人来说,学术、商业,乃至需要更多的能力。柏拉图,西方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说过,领导者必须是哲学家。哲学一词,在希腊语中是—爱+智慧,意为爱智慧。所以他认为,“让一个爱智慧的人成为统治者。”

  那么,我们作为大学中的负责人,该怎样为即将成为哲学家和智者的未来领导人做准备呢?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智慧,如何学习什么是智慧?当然这不是来自现代时期西方的世界观!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从印度的传统哲学,或许从亚伯拉罕的宗教伦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学习智慧。但主要的智慧源还必须是中国文化、中国经典著作和中国的传统智慧。这些伟大的经验将直接通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如果你未来的领导人都知道中国古代传统智慧并且知道如何将它们应用到当今的世界,那么才能成功。这适用于企业,大学教育,服务业和政府决策部门。

  中国学者已经把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观点与科学和技术的需求结合起来了。我认为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一结果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把两者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一旦成功,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将是一盏明灯,照亮世界,给所有国家展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文明。中国有巨大的文化资源可以使用。

  社会需要科学和技术来为良好的人类和星球扮演一个仆人的角色。科学和技术可以从传统的精神世界中学习伦理和价值观。儒家思想、道教、佛教每个教都是适度的,抵制自私和服务整体利益的。这些传统智慧可以作为科学和技术明智而有灵性的老师。它们可以帮助科学家学会在当代社会中起积极的作用,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5、科学和价值观如何推进后现代文明

  如果我们把道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作为后现代文明的模型会发生什么?为了更实用和具体,我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官方生态文明的概念上。

  作为科学家,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数据?物体如何工作?他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工作?我们怎样才能基于当前模式和法律来预测未来?因为科学家仔细地收集和分析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数据,所以科学家能很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全球变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问相关科学家。他知道地球的大气为什么会变暖。如果一个地区的温室气体持续以目前百万的速率增加,那么他就能够预测未来的温度将会上升多少。(我推荐控制碳排放的350环保组织www.350.org,它能提供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数据)。这样科学家就可以确定有多少冰川和极地冰帽会由于温度上升而融化。这样就能够预测全世界的海平面上升多少,并计算出世界上对特定地方产生的影响,例如孟加拉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知识或信仰能接近科学的准确性。这些知识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伟大的礼物。

  虽然艺术家、伦理学家和宗教人士不能准确地知道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但他们也是有所贡献的;艺术家教我们看到周围美丽的世界;伦理学家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行动的价值观向度。宗教给我们提供了智慧,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科学和技术教会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做事;在这些其他领域,我们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它是有价值的,应该如何知行合一地生活。还有很多例子,传统儒家哲学中的“礼”(“正确的行为”),或道教哲学中的“平衡”,或佛教中温柔的教义,或印度传统的玛雅猜想。在西方宗教中,如果人们想要生活的幸福和成功,相信上帝,上帝就会指导人们应该怎么样做。世界上大多数的传统宗教也提供这样的观念,重视自然并且爱护自然。

  当科学和道德或宗教通过这种方式相互学习,您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互补出现。当我们想知道事实和预测,我们可以去求助科学。当我们想找到了更深层的动机去听那些事实并且采取适当的行为,我们就得去找各种宗教了。在后现代世界里,那就没必要进行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争斗了。你不能再有别的选择了,除非那个世界有月亮但没有太阳,或者只有男人但没有女人。

6、结论

  我希望西方能教中国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学来建设生态文明。但是,我必须很遗憾的说,西方国家没能成功地完成这个紧迫的任务。因此它落到西方以外的南半球国家的了,去了印度,特别是中国——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后现代文明。因为我的国家未能完成这项紧急任务,我不能作为一个权威,但我会作为一个朋友去的。我给你提供我的大学和日益增长的整个美国的网络进步思想家资源,来支持你这个重要工作。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在这个星球上享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和一个领袖角色去创建可持续的文明。

  谢谢。

  (*此文系克莱顿校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因篇幅所限有删节,译者为山西大学白如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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