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 2013年（总第86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习近平为何首先访俄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文章， 2013年3月18日 中国新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出访外国的第一站反映出中俄关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中俄关系仍存在潜藏的危险。包道格与特列宁认为，中俄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大后方的安全，以便能够全力解决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中的棘手问题。换句话说，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同床 异梦”形容中俄两国关系最恰当不过。 卡内基动态 美印关系 美印战略合作的新机遇 杰西卡·塔奇曼·马修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兰詹·马塔伊阁下（H.E. Ranjan Mathai） 2013年2月21日，华盛顿 | 近10年来，美国和印度双边关系变化显著。从安全问题到经济发展，两国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的合作空间巨大。印度外交秘书兰詹·马塔伊就美印如何进一步发展两国的伙伴关系交谈了自己的看法。马塔伊认为两国应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以美印在南亚区域性安全的共同利益为出发，发展一系列的潜在合作领域，包括援助阿富汗，与伊朗保持沟通，及培育民主转型。除此之外，两国也应在军事合作、贸易及可持续能源方面继续加强合作。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石油安全 中国“油”戏 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2013年3月6日 | 随着中国石油净进口的飙升，其已超越美国成为头号石油进口国；而美国国内石油日产量却日益攀升，由进口国转变为主要石油生产国。同时，美国大规模天然气的开发、奥巴马政府的石油战略，都对美国减少对海湾石油国的依赖、实现能源独立做出了贡献。虽然随着中国对海湾石油的依赖度逐渐增加，在该地域影响力会加深，但由其完全替代美国成为海湾地区守护神的可能性不大。对于美国而言，对产油国依赖度的减少、国防预算紧缩，均会成为美国削减其在海湾防务军控力的诱因。因此，面对美国的军事退潮和中国对海湾的虎视眈眈，新德里要多加揣测才是明智之举。 中国经济 八问《伟大的再平衡》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问与答，《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3年3月7日 |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继续增长还是大幅放缓问题，人们众说纷纭。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在他的新书《伟大的再平衡：贸易、冲突、以及世界经济的危险前程》中，剖析了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近停滞。在《华尔街日报》对他的专访中，佩蒂斯从储存、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出发，分析了中国高国民储蓄率与贸易失衡背后的原因，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以及其在引发金融危机中起到的角色等等。同时，佩蒂斯预测中国在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会出现大幅下降，具体速度将取决于北京的领导能力、改革力度、政策效率、以及银行如何调控。 核武器 与其核裁军，不如防扩散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n） 2013年2月14日 |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在世界各国中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战略和心理震荡。平壤迅速发展的弹道导弹技术使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尤为紧张。随着朝鲜核交易数量及铀浓缩技术发达程度的曝光，首尔和东京不断敦促华盛顿加紧实现朝鲜无核化，此问题迫在眉睫。阿克顿认为，华盛顿可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实现朝鲜无核化：情报共享、可疑物禁运；与中国紧急磋商以探求朝鲜核扩散的应对之道；积极与平壤展开幕后对话，设定核扩散“红线”；并应公开宣布，任何核武器的使用国或核材料、核技术的供应者都应同罪共罚。 中国政治 习近平与中国新政府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Q&A，2013年3月13日 | 由习近平领导的新一代中国政府的未来内政外交走向引人揣测，包道格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内问题仍是新一代领导人的关注焦点；而面对不断增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中国很满意其外交政策的现状。除此之外，包道格还对习近平为何选择俄罗斯作为他上任后的首访国家，中国与邻国领土之争是否会失控， 中国对朝鲜的立场，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等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学者文摘 《从印尼视角看美国“再平衡”政策》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U.S. Rebalancing Effort toward Asia 安华（Dewi Fortuna Anwar） 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Study） 2013年2月26日 除了广受关注的中国，东南亚国家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从印度尼西亚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 文章指出，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专注于中东地区事务，却忽略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中国则借机改善了与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尽管美国从未真正离开东南亚，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这一区域事务中的地位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作者认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域事物的低参与度使得东盟可以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这样更有利于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但如果美国在东亚事务上也保持不介入，东盟将很难与迅速崛起的中国相抗衡，这对东南亚国家是不利的。 文章还指出，印尼坚信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是友好的，但同时，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尽管中国一再重申其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但其在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态度使东南亚各国倍感不安。因此，作者认为，这一区域迫切需要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力量与结构，以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得以实施；而印尼也一直反对区域组织中实力的不平衡性。 其次，印尼和东盟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挑战不应该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应基于该区域和国家本身的内在价值。作为最大的东南亚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印尼应该继续寻求扩展国际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等关键国的双边关系。 然而，当下华盛顿过多地把“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放在了军事层面。印尼认为此举可能会导致该区域局势更加紧张，因此提议邀请中国也参与其中。同时，印尼也表示对距离其国土距离极近的美军基地感到不安。 总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受到了包括印尼在内东盟成员国的普遍欢迎，因为此战略有利于改善该区域的实力不平衡。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作者认为，尽管美印关系仍存在一些残留问题，但通过政府间合作和民间友好往来，良好的双边关系依然能够得以保证。 《转向亚洲政策下中美关系的新图景》 Beyond the Pivot：A New Road Map for U.S.-Chinese Relations 陆克文（Kevin Rudd）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3年3-4月 近十年来，中国外交显露出越发自信的姿态。作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实现“新平衡”的政策无疑是适宜和正确的。倘若没有这一战略，中国的强硬姿态将迫使经济疲软的美国失去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文章指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得到了亚洲多国的欢迎。但这并非因为中国被视为一个威胁，而是由于亚洲局面存在许多战略上的不确定性：新任中国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并不明确；习近平似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持有强硬态度。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实施战略“新平衡”的首要关切。 作者提出了三种“新平衡”政策实施结果的可能性分析。第一种推测，美国将可能加快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但作者指出，这一推测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并不可靠。第二种可能性，“新平衡”无法改善双边关系，只是停留在处理问题和危机管理上，以此维持现状。作者认为，这对美国来说过于被动，同时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和负载性，可能会导致局面向不利的方向发展。第三种可能性，完全改变当前的中美关系模式，进而引入一个新的框架，在有共同利益的关键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从而开始缩小两国之间巨大的信任鸿沟。而这一政策的关键因素是定期的会晤和可靠的承诺。 作者建议，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两国政府需要敲定一个或多个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例如多哈回合谈判，并展开携手合作；在双边层面上，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升级军方之间定期对话的水平。总之，双方需要一个更深入、更加制度化的双边关系，既接受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的事实，又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中美双方应考虑通过结构化的议程和定期的直接会晤，恢复彼此的战略互信，避免军事冲突。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防外交》 China's Bilateral Defens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伊恩·斯托里（Ian Storey）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 2012年10月25日,第8卷,第3期,第287-310页 文章探讨了中国对东南亚国防外交的发展，包括建立年度国防与安全咨询、教育交流、军售和联合演习、开展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以及海军外交。 文章指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缺乏战略信任。虽然东盟国家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南海地区的强势姿态都令东盟国家不安，进而希望通过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来制衡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尽管如此，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和南亚邻国间的军事互动关系有所加深，特别是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具体表现在：首先，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与安全对话的增加加深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宣传与诠释；其次，该对话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地了解周边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第三，联合军演有助于双方的军方建立相互信任；第四，军售为中国带来可观收入，并扩大中国的影响力；第五，军事援助有利于削弱东盟成员国与其他外部力量的安全关系。 冷战后，中国对东南亚的国防外交主要专注于双边军事合作和军事援助，包括提供资金、设备和人员。越南、柬埔寨和缅甸都是中国国防外交的受益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防外交致力于增强防御能力与对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安全保护， 并在东南亚地区打击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上升，中国试图重建其国际形象，展开更加全面的“魅力外交”。在军事外交上，中国同东盟国家国防合作的范围扩大，开展了军售、年度防务磋商、教育和智库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合作讨论和维和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和平崛起”的命题，建立信任并加强合作。中国希望向东南亚传达两个信息：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有所贡献；第二，中国是一个和平国家，其崛起对邻国不构成任何战略威胁。同时，北京也热衷于向周边国家展示其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对他国产生威慑，突出中国的大国地位。 总之，国防外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者认为，只要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不断扩大，国防外交都将是中国的一贯政策。同时，随着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加剧，国防外交将愈加重要。 《中国国防开支探析：高估了的神秘性》 Demystifying China’s Defense Spending：Less Mysterious in the Aggregate 黎雅澹（Adam P. Liff），爱立信（Andrew S. Erickson）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13年3月1日 中国近年军费的不断增加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同时，中国缺乏透明度的国防开支也不利于其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互信关系。文章认为，尽管其许多支出细节还尚不明确，实际上中国的整体国防开支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神秘——国防开支保持在支持军队现代化与保卫中国国土安全所必须的程度。 首先，文章认为，定义中国的国防开支透明度是较为困难的。这是因为“国防开支”的定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方面，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防预算在转换成美元时将遭遇汇率转换的问题。西方组织通常不使用中国的官方汇率，认为这一汇率被有意削弱。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的计算也存在争议。这都使得对中国国防开支的估算至少部分基于假设，而非实际数据。 其次，文章指出，考察中国的国防支出不应过于关注预算的不透明，而忽略了其政策抉择。相反，作者主张应该更多从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意图来考量其国防开支。作者认为，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并不值得给予过多的担忧。这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国防开支增长一方面是由通货膨胀造成；另一方面，是出于应对国内和邻近突发事件的反应，而非觊觎远方的领土或势力。 除此之外，从中长期考量，中国面临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压力，这将迫使中国领导人将资源投入到其它领域，进而限制军费开支的增长。因而，未来中国的军事发展步伐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财富积累与是否能维持健康发展。 最后，文章认为中国国防开支的透明度呈现逐渐改善的趋势，这在北京公开的国防白皮书上有所体现。作者认为，国际社会应积极鼓励中国加快这些有益的发展趋势，并对重要的数据更新作出合理的分析。 《日本鹰派的谨慎：东京缘何不会采取激进政策》 Japan's Cautious Hawks：Why Tokyo Is Unlikely to Pursue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杰拉尔德·柯蒂（Gerald L Curtis）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3年3-4月 追求生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特点。二战以后，日本将其安全利益寄托于美国的保护伞下。但当下，面对中国的崛起、朝鲜积极发展的核武器、以及美国的经济困境，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其利益权衡。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更加自主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这对东亚和平和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文章认为，日本未来的战略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尤其是美国能否继续保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如果美国能够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并且日本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靠的，那么东京的外交政策将不会偏离其目前的轨道。但是相反，如果日本开始怀疑美国的决心，则有可能会自寻出路。 文章指出，尽管日本并不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有和平主义倾向。大多数日本人不会拒绝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他们所抵制的是日本自身无节制地使用武力，担心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重犯上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政策的错误。 文章认为美国需要在坚持美日同盟的背景下，避免日本在自身防御框架外的军事武装。因为日本的军事化将可能刺激其它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展开军备竞赛，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甚至引发战争。作者认为，美国需要鼓励日本加强自身防御，但同时不破坏美国的安全承诺。除此之外，在中日领土争端上，美国需要坚持两点。首先，它必须坚定与日本的盟友关系。其次，华盛顿应该发挥说服力，让中国和日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文章分析，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加强美日关系。事实上，它可能促使日本成为一个自主安全政策的倡导者。如果华盛顿缺乏保持其在东亚的领先地位的能力及政治意愿，日本将可能成为一个全副武装、具备自卫能力的国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华盛顿需要通过与北京建立机构和对话，促进双边和多边合作。 《建立稳定合作的中美战略关系》 Building Toward a Stable and Cooperative Long-term US-Chin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刘易斯·邓恩（Lewis A. Dunn），拉尔夫·科萨（Ralph Cossa），李红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 2013年2月27日，第14期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中美两国，一个是当前的大国，另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两者的关系将对塑造21世纪的世界起决定性作用。作者认为，这种关系包括许多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合作关系：建立稳定的 “双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的利益都有好处。这尤其将有利于两国的安全利益，避免未来十年中出现危险的军事竞争和对抗、甚至是冲突。 文章指出，针对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具体步骤，两国应该在五个方面展开可能的对话与行动。 首先，中美之间对话进程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一个强大而持续的官方互动交流机制，尤其是在军队和国防建设领域。 其次，中美两国必须在这一过程中保持战略互信，信守承诺，减少误解和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美两国之间在透明度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双方是时候为此做出新的努力。除此之外，中美两国还需要重新考虑互利互惠的方式。文章建议接纳和采用“不对称互惠”的模式，对可能存在差异都进行详尽地公布。 第四，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传统的的军备控制条约仍然为时过早。但这并不妨碍两国进行单方面的克制，明确彼此的战略态势。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相互的不确定性，并建立战略合作的传统。 最后，两国在防止核扩散合作上存在分歧。具体表现在对核不扩散挑战的评估和基本途径上的不同。文章认为，要解决这些分歧和挑战需要加强对话和沟通，以便更好地了解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要认识到彼此的互补性，并加强合作，致力于消除或减少这些差异。这对加强东北亚，乃至全球的核安全问题都至关重要。 《第一要事：中美关系中不稳定的危机》 First Things First：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年春季 冷战后，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核扩散、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二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作者认为，尽管至少未来十年中国都将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中美之间的竞争依然面临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危险。 作者指出，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危险并非来自于中国崛起的长期影响，而是在于一些短期爆发的危机和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使得双方在谈判失败的的情况下可能动用武力。文章指出，三大因素将可能导致中美之间潜在的不稳定。 首先，台湾问题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的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就开始担心美国的支持可能会诱发台湾独立，北京进而对此进行军事部署，防止台湾挑战现状。同时，中国一直对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不满；因而对台军售可能引发威胁和平的危机。 其次，除了台湾问题，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也不断激化。同时，中美之间在中国附近海域、空域的航行自由权相持不下。美国坚持其长期的航行自由的原则，认为12海里领海限制以外都属于公海，应有航行自由；而中方认为军用船只只能在专属经济区外自由航行。这些矛盾都可能引发危机。 第三，大国之间还尚缺乏核战争，因而缺乏相关经验教训。所以，任何危机的升级都有可能导致核武器的使用，导致核战争的爆发。 作者认为，冷战期间美苏对抗时不稳定状态下的潜在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但相比美苏对抗，当下的中美关系有五点不同：首先，中美之间军事能力具有鲜明的不对称性；其次，中美之间还没有共同经历较为沉痛的教训；第三，中国的公开声明和官方政策都体现了一种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矛盾性；第四，技术的发展机打的提高常规军事部署的进攻能力；第五，地理位置增加了中美之间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仅涉及陆地，而且涉及海洋。 总之，最令人担忧的是双方不能确定彼此的意图和看法，这将可能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甚至危机。如果处理不善，将可能导致武力的使用。 《中国“新自信”的新与自信》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年春季 文章指出，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愈发强硬和自信，担心这一“新自信”姿态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新安全困境。作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分析，认为其“新”和“自信”都并不显著。 分析家和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言论和行为在2009年年底到2010年之间开始显示出大幅度改变。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对台军售、南海岛屿争端、黄海军舰事件、天安舰事件、朝鲜炮击延坪岛和钓鱼岛争端中表现强硬，展现出愈发自信的外交姿态。但作者对此进行了一一反驳，认为在这七个事件中，只有南海领土争端中中国表现咄咄逼人，因而不能认定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继而更无“新自信”之谈。 作者指出，学界对2010年中国外交姿态“改变”的解释主要有四种：第一，实力对比的改变——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导致中国按自己的利益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作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正确，中国国内依然认定中美之间实力悬殊，中国应该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不是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第二，国内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的兴起。但作者认为，民族主义造成姿态改变的观点是缺乏系统的证据的，至少当下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独裁领导人关心公众的意见。第三，领导权力更替——认为胡锦涛和习近平都不希望被指责为软弱。但作者认为这一说法只是炒作，目前学界还不清楚权力更替可能如何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第四，解放军地位上升。作者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解放军正在发挥着日益独立的作用，最高政治领导层和解放军之间的工作关系缺乏定论。而军方媒体和个人的言论并不能代表高层的意见。 总之，作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并未转向全面的新的自信姿态。而只是由于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中国被定义为“新自信”。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政策继续保持了克制。 《中国民族主义的人口特征：实验法的分析》 The Demography of Chinese Nationalism：A Field-Experimental Approach 罗伯特·霍夫曼（Robert Hoffmann）， 杰里米·纳勒（Jeremy Larner）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13年3月，第189-204页 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学者们的强烈关注。过去，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通过国际关系的角度得以解读，主要针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族主义价值观进行探讨。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呈现上升趋势，构成一个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而非是官方政策的产物。而文章采取了实验调查，并不针对特定的人口群体，而是对中国的省级城市的总体人口进行分析，具有全国范围的代表性。 实验基于447个受试者，平均年龄为27.4，其中60.1％为女性，并且主要选择了大城市和相对年轻、接受了高等教育者为样本。这一实验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它不针对特定群体，具有全国代表性；其次，在实验设计上，作者设计了不易被察觉的但引起民族主义行为（而不是态度）的方式，从而避免了反应偏差；第三，作者设计了一个具有激励性的实验任务。 实验结果显示，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别。除此之外，民族主义主要在中老年人、农村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较为严重。这一群体较少接触到国际媒体报道，也鲜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者接触外国品牌，因而可能产生民族主义勤想。同时，其生计有可能受到国际经济竞争的威胁，因此会对外采取较为敌对的态度。另外，白领和接受过大学教育者也表现出相对严重的民族主义，这和传统观点相悖。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置身于全球社会和国际事务的认知阶段，对国家间竞争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有可能是其受到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更多。但作者也指出，这一结果也可能存在偏差，可能只局限于进行实验的部分学校的学生。 2013年2月 （总第85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朝鲜问题：无需急于应对核试验 包道格（Douglas Paal），《亚太政策简报》（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2013年2月13日 对于朝鲜2月12日的核武器试验，我们需要改变策略，更谨慎、更有耐心地对待朝鲜和中国。首先，在中日韩美外交决策领导班子交接之际， 对本次核试验匆忙判断、贸然行事，就得不到更周全、或许也更有效的结果。其次，除了存在潜在核扩散危险外， 朝鲜的核计划尚未火烧眉睫。最后，在多个国家进行政权交接之际，寻求聚首机会、观察当前局势并共同计划各国新领导任期内对朝政策才是明智之举。 卡内基动态 全球化 大融合：亚洲、西方与一个世界的逻辑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2013年2月4日，华盛顿 | 在《大融合：亚洲、西方与一个世界的逻辑》一书中，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对处于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上的东西方世界进行了剖析。随着中产阶层在世界各国的涌现，全球出现了利益与观念、文化与价值前所未有的融合——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文明。但是，随着世界不断的变化，管理世界的方式也必须不断改进。在他美国的新书发布会上，马凯硕介绍了在交往日益紧密的复杂环境中顺治天下的新政策和新办法。卡内基的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主持了会议。 中印崛起 亚洲的关键 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马秀丝（Jessica Tuchman Mathews），卜大年（Dan Blumenthal），查道炯，沈丁立，巴拉特・戈帕拉斯瓦米（Bharath Gopalaswamy），森乔伊・乔希（Sunjoy Joshi），谢钢（Srikanth Kondapalli），夏立平，坡皮特（Kevin Pollpeter）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2013年1月10日，华盛顿 | 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将会考验现存的世界秩序。历史告诉我们，北京、新德里和华盛顿对这种国际新秩序必各有思量。中印两国诸多的发展相似性掩饰不住它们之间的深层战略竞争，这一竞争决定着他们在主要全球议题上相互冲突的优先选项。随着两国不断壮大，它们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必将越来越大地影响到双边关系、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在卡内基“亚洲的关键”国际会议上，卡内基研究员总裁马秀丝做了介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进行了主题发言，十几位中印问题专家参与发言和讨论。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中国军事 如何理解中国的导弹拦截试验 李彬 评论文章，2013年2月4日 | 中国最近进行了第二次导弹拦截试验，其实是技术能力测验，而非系统测验。中国的安全威胁感主要源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而不是某些敌对国家。与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相比，点防御系统的技术和经费要求大大降低，并且将加强中国的核威慑力，从而保证它与其他核武装国家间的战略稳定性。但无论中国如何抉择，都须进行全面的战略研究，尚需数年。因此，西方分析家们不应该把最近的导弹拦截试验误读为中国正致力于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中美能源 中美应深化能源投资合作 涂建军（Kevin Jianjun Tu） 《中国能源报》，2013年2月4日 |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中国和美国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40%。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两国占全球原油贸易份额的37%。中国和美国如果能够携手共建透明而稳定的国内、国际能源市场，将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务实选择。历史上，中美间的能源投资长期受制于两国互信不足等政治因素干扰，但是中美近些年来的新变化决定了两国完全可以在能源投资领域深化合作、实现双赢。 中国金融 中国应拆分“大”银行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3年1月31日 | 目前中国的银行安全得过头了。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在于，由于四大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干预，它们没有多少动力创新和冒险，并且“大到无法管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向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竞争。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中国市场会促进竞争和创新。另一项更加“治本”的举措就是将四大行中的每一家都分拆为三家地区银行，以增强竞争和改善治理。在此过程中，加大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参与度，并为银行业的进一步自由化提供支持。 朝鲜核试验 朝鲜最近的威胁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 问与答，2013年1月25日 | 朝鲜国防委员会宣布计划在本周进行“更高水平的核试验”。在一次问答中，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剖析了朝鲜再次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技术原因，包括提升核装置的释放量、尝试使用高浓缩铀和研发微型核弹头。同时，阿克顿指出应当重点关注爆炸的大小和制作核装置的裂变材料。 学者文摘 《东盟共同体能否实现：关于建立地区共同体障碍的公众意见分析——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Is an ASEAN Community Achievable? A Public Perception Analysis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n the Perceived Obstacles to Regional Community 瓦达・慕迪（Ravichandran Moorthy）和吉多・班尼（Guido Benny） 《亚洲调查》（Asia Survey）2012年11/12月，第52卷，第6期，第1043-1066页 随着欧盟的成功，东南亚国家联盟也表示希望效仿欧洲，建立一个区域共同体。但文章指出，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同欧盟有很大差异：欧盟的建立有政治、经济基础和人民的支持参与，但东盟共同体迄今却仍只存在于理论阶段，缺乏民众基础。 文章进一步指出，东盟共同体建设过于精英化。东盟迄今没有进行任何一项民意调查来了解公众对于这一概念的接受程度，政客和外交官们也因此被指责“疏于征求公众意见”，这使得“共同体”的这一概念仅仅停留在精英阶层。 作者考察了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的民众对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态度。他们的调查显示，受访民众认为，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有四大挑战：较低的教育水平、缺乏竞争力的经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公共教育水平偏低 许多欠发达的东盟国家公共教育水平低下，其中，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五国的教育水平最低。数据显示，这五个国家的民众平均受教育时间还不到7年。这些国家有相当大的农村人口，在偏远乡村地区，设施相对落后和稀缺，导致教育水平落后。这将严重阻碍东盟“区域一体化”。 缺乏竞争力的经济 90%的马来西亚受访者、85%的印度尼西亚受访民众和90%的新加坡受访者认为经济水平低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障碍。许多欠发达东盟国家，例如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虽然在近年中经济有所发展，但其经济水平距离较发达的东盟国还差距甚远。 严重依赖发达国家 外债一直是许多欠发达的东盟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全球发展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多数东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融资，只有新加坡和文莱没有长期对外债务的负担。更糟糕的是，它们的国内银行系统效率极其低下，政府和商人只得依靠外债和外国直接投资来进行融资。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盟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很不利于一体化建设。文章指出，不同的历史经历、殖民主义和国内因素造成了东盟社会显著的社会经济差距，各国的人口寿命、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都参差不齐。 除此之外，不同的政治制度、技术水平差异、内部冲突、种族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和宗教信仰差别也是阻碍东盟一体化的因素。作者认为，公众是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如果缺乏民众支持，东盟共同体将很难真正实现。 《中国气候政策的“自相矛盾”：消极的减排国际承诺和积极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The Apparent “Paradox” in China's Climate Policies：Weak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on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Aggressive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丽奈特・翁（Lynette H. Ong） 《亚洲调查》（Asia Survey）2012年11/12月，第52卷，第6期，第1138-1160页 文章指出，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中国一直拒绝在国际上做出任何减排承诺；另一方面，中国又大举投资可再生能源。作者认为，实际上中国的这些政策并不矛盾：对中国而言，经济发展依然是重中之重，而气候变化则仅仅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其优先性远次于经济发展。 中国近年来在改善能源环境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包括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关闭小煤窑和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作者认为，这些努力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量。 首先，经济发展是中国的首要目标和任务。能否提供持续的繁荣是影响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同时，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上开展的一系列项目也旨在赶上西方国家的最新技术，推动自主创新，减少对外国创新技术的依赖。 其次，能源安全的考虑也让中国更加注重提高能源利用率。近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使得中国变成了能源消费大国。面对不断高涨的石油价格，中国担心其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因能源供给的不确定因素而受到影响。中国不希望其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因而积极发展新能源，以抵消石油价格波动对国内发展的制约。 再次，随着环境恶化带来的民众不满和公众健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改善环境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但让中国领导人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清洁环境似乎不太可能。 作者建议，一味地对中国施压、要求其落实环境保护只会徒劳无功。更好的方法是通过加强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双边合作来帮助中国提高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 《圆桌会议：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区域视点》 Roundtable：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US Strategic Rebalancing 阎学通，山口登（Noboru Yamaguchi），全在晟（Chaesung Chun），黄介正（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巴瑞・德斯加（Barry Desker），吉德・普拉斯杜克（Kitti Prasirtsuk），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和亚伯拉罕・登马克（Abraham M. Denmark）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3年1月，第15期，第1–44页 继冷战结束之后，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美国将其重点和资源放在亚太地区，并开始实行“战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ing）的政策。这场圆桌会议探讨了如何持续和深化这项政策，亚太国家将会如何反应。 《抛除互信的战略合作：中美关系的未来道路》（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out Mutual Trust：A Path Forward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阎学通指出，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旨在遏制中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策略未能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甚至对此有所削弱。但他认为，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鲜有基于相互信任，更多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因此，即使“再平衡战略”已经削弱了中美之间的互信，它并不阻碍这两大巨头在未来几年发展战略合作。他认为，中美双方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建立预防性合作，而不是试图增进互信。 《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看法》（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U.S.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山口登认为，美国转向亚太是解除战时姿态的举措，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政策优先项的地理转移。他指出，在未来，网络空间和外太空安全将是各国展开合作的最好机会，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应该受到美国和其盟国的欢迎。他还认为，美国和日本迫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密集对话，以协调各自的策略。美国和日本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和维护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加强军方之间的交流。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韩国视角》（U.S. Strategic Rebalancing to Asia：South Korea’s Perspective） 全在晟认为，华盛顿对其亚洲政策演变的说辞一直是含糊不清的。在韩国看来，美国再平衡战略有三个核心组件：首先，对中国的政策方针。他认为，中国应该尊重现有的规则，并履行其分担责任的承诺。其次，经济因素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亚洲作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增长最快的经济区，预计在未来对美国经济愈发重要。第三，安全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但美国基本的动机似乎不在于遏制中国，而是在于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安全体系结构。 《在亚洲“权力游戏”中的台湾》（Taiwan in an Asian “Game of Thrones”） 黄介正认为，美国新战略方向的重新调整或许有助于亚洲稳定。台湾认为，美国的再平衡对亚洲进步有积极的影响，既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又有利于美台双边关系。但同时，美国对亚洲的再平衡也被一些台湾人认为是“垂死挣扎”。首先，奥巴马宣布了削减国防预算，在未来十年，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和维持“再平衡”值得质疑。第二，美国的重心仍在中东和阿富汗，亚太地区的优先级别还无从确定。第三，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将改变许多亚洲国家现有的法规和行业惯例，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国内阻力将不可避免地挑战各国的决心。第四，目前美国的亚洲团队面临更迭。他主张台湾必须要积极主动与华盛顿密切合作，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善投资条件。 《印度：在“战略自主”与“地缘政治机遇”之间》（India：Betwee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Geopolitical Opportunity”） 拉贾・莫汉指出，美国支持印度的崛起和大国地位，这使得美印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改善。不过他也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再平衡，迫使新德里重新思考倒向美国一边的利弊。一方面，美国愿意加强印度的战略能力，支持新德里的领导作用，这标志着印美关系达到一个关键阶段。但另一方面，印度想要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并不希望引起中国的敌意。他认为，新德里应谨慎对待美国的再平衡。 《老鹰和熊猫：东南亚的猫头鹰视角》（The Eagle and the Panda：An Owl’s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巴瑞・德斯加指出，新加坡欢迎美国的再平衡政策。他认为，美国需要积极创造与东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避免只注重军事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应在安全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中美之间的竞争对东南亚国家是有益的，但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这种竞争不会恶化成两大国之间的冲突。东南亚国家应该加强与北京的联系，同时保持与华盛顿的关系。 《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含义：泰国视角》（The Implication of U.S. Strategic Rebalancing：A Perspective from Thailand） 吉德・普拉斯杜克指出，对泰国而言，美国“再平衡”策略背后的动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其次，中国的外交姿态更加自信；第三，美国此前忙于反恐战争，对亚太缺乏关注；第四，次贷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后，美国的经济衰退迫使它加强与亚洲的贸易关系。泰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同时在政治上，两国没有任何领土争端，双边关系友好。他主张，华盛顿应该专注于发展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加强军事关系而导致与北京的对抗。 《美国亚太再平衡：澳大利亚视角》（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彼得・詹宁斯指出，澳大利亚民众普遍支持本国维护与美国的防务关系。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亚将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直接的安全威胁。但是，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不稳定，不利于澳大利益的安全利益。他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尽量避免与美国或者中国的潜在冲突。澳大利亚的政策必须避免被迫在美国或中国之间进行选择。 《圆桌会议：东北亚新领导更替与未来挑战》 Roundtable：Northeast Asia’s New Leaders and the Challenges Ahead 特拉维斯・坦纳（Travis Tanner），佐藤洋一郎（Yoichiro Sato），任晓和李晟尹（Sung-Yoon Lee）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3年1月，第15期，第45-68页 文章分析了日本、中国和朝韩半岛的领导权力更替及其对东北亚局面的影响。 佐藤洋一郎指出，日本的两大主要政党在安全政策方面的分歧有所缓和，与美国的安全盟友关系得以加强。就日美关系而言，一方面，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在日本受到欢迎；另一方面，美日关系面临着多重挑战。对于日本来说，美国如何回应中国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挑战对美日同盟关系至关重要。就中日关系而言，习近平越来越重视海洋安全问题，中国一改温和的外交政策，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很可能会招来日本的激烈反应。就日韩关系而言，虽然两国在独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东京方面已认识到与首尔长期合作的前景，并耐心地等待机会，积极参与安全问题的讨论。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双边关系则将可能很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奥巴马的对朝政策。 任晓指出，可以从两个层面看中国领导层的变动。一是制度层面，尽管机构改革是可能的，但只能是以渐进的方式展开。二是个人层面，习李二人的个人风格可能会对中国今后的政策有一定影响。就中日关系而言，两国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困难的阶段。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不可能接受日本“钓鱼岛不存在领土争端”的立场——这不仅是主权上的考虑，也是顺从国内民意和舆论的结果。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的领导层变化很可能不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中美关系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两国将继续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双方仍存在战略不信任。中美双方应进行坦诚的对话，减少猜忌和不信任。 李晟尹认为，当下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理解有五大误区。第一，国际社会错误地认为，如果不是美国的敌对政策，朝鲜将放弃其核武器计划；第二，认为平壤的定期挑衅行为——如攻击韩国或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试验——是针对具有威胁性的首尔和华盛顿的“自卫”措施；第三，朝鲜寻求中国式经济改革和开放，但由于“鹰派”的反对而无法实现；第四，金正恩将像邓小平改变了中国那样改变朝鲜，因为金和邓一样曾经在欧洲生活过；第五，如果朝鲜挑起冲突，首尔将对平壤进行报复。他指出，这五点对朝认识都是错误的。首尔和华盛顿应该努力获得朝鲜民众的支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五大误区。 《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比较分析》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王红缨和埃里克・法兰斯（Erik French）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3年1月，第15期，第89-114页 文章指出，相比其他金砖国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较低。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人员贡献不足、财政捐助不足、观念贡献较小且多为抽象概念。 作者认为，中国对全球治理贡献较小主要是由三大因素造成的。首先，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利益有限。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有所矛盾。全球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善治”，即市场竞争、人权、民主、透明、责任和法治等西方社会规范理念。这些规范无疑威胁到了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一些分析人士甚至大胆断言，全球治理的概念是西方的陷阱。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 其次，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有限。这体现在中国缺乏清晰的思路和有效的政策工具。这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做好充分的准备，因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缺乏具体建议和明确立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的多重身份也使得其立场模糊：它既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又是国际体系中的改革者、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模糊的身份限制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第三，中国所获得的国际支持有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影响北京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总体而言，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是相当不利的，往往对中国持有负面态度。同时，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西方社会仍然把中国视为“局外人”，而且并不热衷让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作者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参与较为被动，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对中国敞开胸怀，鼓励其积极加入到全球治理中来，中国将能够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评会议：<日本和中国魅力竞争：区域外交的软实力>》 Book Review Roundtable：Japan and China as Charm Rivals：Soft Power in Regional Diplomacy 安德鲁・奥罗斯（Andrew L. Oros），林彭二（Lam Peng Er），戴维康（David C. Kang），罗伯特・萨特（Robert G. Sutter），韦斯顿・小西（Weston S. Konishi），丁恒和孙晶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3年1月，第15期，第127–154页 六位学者对孙晶的《日本和中国的魅力竞争：区域外交中的软实力》一书提出了评论和建议。 安德鲁・沃若认为孙晶的书以软实力外交为主题，对在更广泛的区域关系下理解中日关系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指出，在理论方面，孙晶提出的纠正过分强调软实力外交的想法值得探讨。 林彭二认为，这本书在研究区域软实力外交上有两个闪光点，有说服力。首先，它很好地解释了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吸引力及其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上的局限性。第二，孙晶把重点放在中国和日本，梳理出具体的案例进行研究。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一位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分析中日关系的学者。 戴维康对书中所探讨的中日都在利用东亚邻国开展软实力外交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孙详细介绍了日本和中国各自拉拢东南亚、韩国、台湾的举措，最后得出结论，软实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国家在硬实力上的利益和竞争依然举足轻重。 罗伯特・萨特肯定了孙晶这本书在软实力概念和国家形象建设方面的建树。他指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受害者”心理是中国开展软实力外交的一大阻碍。 韦斯顿・小西认同孙晶在书中所提出的中日软实力外交的不同着重点——中国软实力的主要目标是让其邻国相信中国的崛起尚未对任何邻国构成威胁；而日本的主要目标是说服该地区国家相信日本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同时，他认为，孙晶正确地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惜牺牲自己和平发展的形象，力争维护其领土要求的行为。那就是，随着中国的硬实力增加，“拳头而不是微笑”更可能维护其国家利益。 丁恒提出了该书值得改进的地方：首先，中国并非日本外交的首要或者第二关注点，但日本却是中国外交的第二大关注对象；其次，虽然东南亚、韩国在中日两国的软实力外交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重要性仍远不及美国；第三，非国家行为体正在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因而非国家行为体在软实力外交中的角色值得更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 《南中国海的冲突与外交：华盛顿视角》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View from Washington 谢尔顿・西蒙（Sheldon W. Simon） 《亚洲调查》（Asia Survey）2012年11/12月，第52卷，第6期，第995-1018页 文章指出，东南亚的领土争端存在引发大国卷入的潜在危机。中国、台湾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文莱）都是直接争端方，而亚太地区的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也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油气资源上存在相关利益。因而，南海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同其他五个国家或地区的争端，而是涉及更多方的利益冲突。 尽管南中国海问题在根本上属于双边问题，但东盟这一多边国家组织被卷入到这场争端中。东盟期望通过其不懈努力来促进南中国海领土与资源争端和平解决。同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也支持和强调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多边外交探讨和解决。进一步表明了这一争端绝不仅仅是单纯的领土争端，而是涉及了更多方面的利益，比如东盟和其它国家。 除此之外，日本和印度也参与到南中国海争端中。文章分析，日本在东亚海域主要有两大战略目标：监管其自有领海和海上领空。但近年来，日本开始支持东南亚国家加强海上安全——例如同菲律宾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同印度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进行“海上扩张”，将其利益从印度洋延展到南中国海领域。印度在南中国海的利益及其缘由分为三方面：首先，印度希望成为亚洲大国，而不仅仅是印度洋沿岸国家；其次，在对其海军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投入后，印度越来越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开展部署，并制衡中国；第三，印度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能源开采进行投资，来满足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文章认为，美国向亚洲转移更多的硬实力是有必要的，但除此之外，通过外交手段开展的软实力也非常重要。东盟应该制定和采纳能够更广泛地解决海洋领土和资源问题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同中国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进行协商和合作。对美国而言，东盟是该领域值得合作的朋友和盟友，美国应该加强对东盟的联系和支持，推动南中国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促进这一区域的稳定。 《十八大与外交政策：不吠之犬？》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The Dog that Did Not Bark? 史文（Michael Swaine） 《中国领导者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3年1月，第40期 文章分析了中共十八大工作报告的内容。文章指出，工作报告是中国未来政策的一个指向标，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组成则反应了权力结构的变化。 十八大工作报告有三项具体任务：一是总结和陈述十七大以来党的工作成就；二是陈述未来党的工作中潜在的挑战和机遇；三是规划未来共产党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目标。十八大工作报告集中阐述了中国国内问题的相关议题，这表明中国当前的重心依然在国内事务上。 在涉外领域，报告强调最多的是主权问题。首先，文章分析，工作报告着重强调了对海洋安全和主权的关切，提出应积极寻找新方法避免与其它崛起国家发生冲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非常重视其声称的领土主权问题，但并不代表中国将在诸多领土争议上持“咄咄逼人”的态势。 其次，十八大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新干涉主义”一词。这一概念紧跟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措辞出现，反映了中国对西方武装干涉的担忧。作者指出，中国的这种担忧在西方国家介入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之后不断增长，但同时，中国也表示在“合法”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武装干涉。这表明尽管对西方的武装干涉感到不满和忧虑，中国依然不希望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眼中反对人道主义干涉的顽固份子。 再次，报告中新提出了加强军方在促进国际军事合作和互信中的作用，这反映了中国希望减少别国的猜疑，并且加强军方在保卫领土主权和行使安全使命上的作用。最后，相比此前的报告，十八大报告将太空安全和网络安全也提上了议程。 文章指出，尽管如此，十八大工作报告并没有对很多重要议题做出直接指示。同时，也很难从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变更中看出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因此，这些都使得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未来会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依然无从定论。 资源 项目 | 主题 | 专家 | 会议 | 出版物 English | Русский | 阿拉伯语 您收到这封邮件是因为您通过邮件地址 drzjiang@hotmail.com 订阅了《卡内基中国透视》电子月刊。《卡内基中国透视》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主办，提供对当前中国与国际问题客观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订阅 | 更新联络方式 | 转发给朋友 | 取消订阅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华盛顿麻省大道1779号 电话：202 483 7600 | 传真：202 483 1840 | 电邮：info@CarnegieEndowmen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