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纽约道琼斯指数突破了2007年秋季的历史高位，表明在2008年金融风暴引起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之后，美国金融证券市场终于复苏到了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几年前闯下大祸的金融业今天又赚得盆满钵满。

　　美国主要传媒纷纷指出：虽然股市高涨，就业市场却仍不景气，失业率维持在近8%的高水平。正是因为大量失业人口，使得雇主可以在利润高企的同时持续压低工资薪酬，经济复苏的好处几乎完全被资本独吞。

　　按照《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全民收入中，企业利润比例占了1950年来的最高点，而工资部分比例则是1966年以来的最低点。2008年底以来，美国企业收入已经加倍，而人口收入中位数持续减少，意味着一半以上中下阶层的实际收入降低。

　　这些美国两极分化的实况今天几乎已成老生常谈。这一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根本原因何在？畅销新书《国家因何衰落》（ Why Nations Fail）的合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疆莫鲁（Daron Acemoglu）指出：财富和市场支配力的高度集中，使得美国的富有阶层可以增加对政府政策的杠杆影响，为自身利益而歪曲市场过程。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最新研究，则揭示全民收入中资本份额相对劳工份额比例的飙升，与贫富差距加大直接相关。

　　无论是财富和市场支配力的高度集中，还是全民收入中资本份额的上升，一个主要动因便是金融资本力量的扩张。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会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1991年到2006年，美国基尼系数也即贫富差距增加的最大因素，是资本收益和红利收入飞涨。

　　在资本利益的政治游说和影响下，这项收入的税率同时却不断下降，长期资本增值收入的最高税率，于1997年从28%降为20%，2003年进一步降到15%，远低于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税率。更有甚者，华尔街游说国会，居然把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为别人资本理财的工作收入，也算成是资本增值所得，从而享受上述低税率。再加上各种逃税避税的漏洞，这才出现巨富巴菲特的税率低于小秘书的情况，以及罗姆尼因为付税太少而不敢公布联邦税单的尴尬。

　　几年前，华尔街的盲目利益追求触发了金融海啸，导致了经济大衰退。但是华尔街的金融业却已经“大到不能倒”（ too-big-to-fail），为了拯救美国经济，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千万亿美元的纳税人公帑先救华尔街，使得闯下大祸的金融机构几乎个个安然无恙。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朝野出现了不能允许“大到不能倒”重演的呼声，要求拆散这些华尔街的庞然大物，但是遭到金融业大鳄坚决抵制。摩根大通银行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等行业巨头纷纷强调：银行越大越有竞争优势，为美国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不能“化整为零”。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却对“越大越有竞争优势”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疑问。这项分析结论“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享有纳税人的“潜保险”，实际相当于在所有交易中获得0.8%的利率优惠。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新近在国会作证时，也公开承认因为政府的“潜保险”，“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实际享有纳税人补贴。

　　美国彭博资讯因此发表社论，把上述0.8%利率优惠算到摩根大通、美洲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高盛集团等五家最大的“大到不能倒”银行的运营上，结论它们每年得到640亿美元的纳税人补助，大致相当于它们的年赢利总额。换言之，这些“大到不能倒”银行号称为美国创造的经济利益，实际上是“皇帝的新衣”，全部来自纳税人的补贴。

　　IMF的研究、伯南克的证词和彭博资讯的社论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引起不小的风浪，再次激起拆散“大到不能倒”银行的呼声。有趣的是茶党代表的共和党草根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的民主党草根，反对大银行的立场几乎一致。不少大牌保守派论客，如《华盛顿邮报》的乔治·威尔也大声疾呼解散大银行。

　　主流经济学界对华尔街只是为自身利益最大化服务，而失去资本有效配置的传统功能也早有共识。但是如前引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疆莫鲁强调，金融界对美国两党上层的政治杠杆无法低估。两党大批政客，包括奥巴马首任“大内总管”、现任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 都是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旋转门”出身。所以这些穿着“皇帝的新衣”的“大到不能倒”银行虽然“世人皆欲杀”，却依然管自“吾意独恋财”，继续在华尔街呼风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