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的滋生乃至蔓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痼疾，也是危及政权稳定和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大毒素，更重要的是，它令道德沦丧，人心扭曲，诚信缺失，社会对立加剧，奢靡文化盛行，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恒久的深切的损害。虽然其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制度、治理体制和机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善，但中华民族传统基因、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社会心理以及相沿成习的中国官场媚俗习气等元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腐败问题产生了影响。

　　因此，长效解决腐败问题，特别是形成以廉洁为美、以廉洁为尚的优良社会风气，并非仅仅依靠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完善就能做到的，必须绵密设计，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既惩治贪官污吏，净化政治生态，又敦风化俗，消除腐败生长的土壤，使得官德民心俱为改善，以实现政治清明、维护公民利益的根本目标。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具有迥异于西方的特点。比如中国人比较注重亲情、邻里关系，它们的自然延伸结果是，在社会上、官场上，人们热衷于关系学，以同乡、同学、同宗、同事等“关系”结成小圈子，彼此密切交往，关怀照应，其间难免就会有些物品资财往还，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发展后的必然逻辑是在相互需要之下进行钱权交易，并使之富有亲情和友谊色彩，淡化了其中的罪恶之感。身居高位者长期浸染于这种文化，很难规避贪渎的风险。如果有人刻意结织关系网，并融入其大量亲情、友谊因素，再加上物质乃至情色诱惑，深陷其中者很难自拔。这也是在中国腐败根基更为深厚的原因所在，单纯的利益往还可以在制度的严格约束下得到收敛，但如果利益与亲情和友谊捆绑，就更令人难以挣脱。从此意义上说，在中国反腐败具有特殊的困难。

　　社会转型，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经过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化、信息化国家，掌握权柄者既要接受剧烈的社会变化带来的心理位势的改变，又要承受打开国门后复杂的外来信息、丰裕的物质文化的冲击，必然会激发其潜在的欲望，进而被动接受贿赂，甚至主动进行权力寻租，贪污腐败。前者，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人们的意识深处仍然潜存着小农思维和“爆发户”思维，对短缺经济及既往艰苦生活的深刻记忆，使为政者格外容易受到外在物质元素的诱惑，把持不住，主观上产生以权谋私之念。后者，以小农思维和“爆发户”思维看待世界的为政者们在一种比较视角中，除了对外来文明的精华因素产生向往之情，同时也对其糟粕念念不舍，而且，愈是后者，愈能诱发人心中的贪念、邪念，对物质文化、糟粕因素的追求进而就会演变成通过权力寻租来实现。这是因为单靠他们自己的收入来源是无法满足其欲求的。这就是社会转型在为政者心中投下的暗影，对中国来说也是正在承受的痛楚。

　　中国官场的媚俗之风具体表现在：不拘小节，以公为私，假公帑为私用，动用公车、公款、公物为私家所用；以权谋私，年有“年敬”，事有事“规”，官员下访吃拿卡要，过年过节收受礼金，为人办事收取好处，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奢靡浪费之风普遍，因是公家事体，凡事莫不以备极夸张虚荣为能事，迎迓招待都以熨帖到位为要求，动辄一桌上万的宴席也不少见。光是这些，每年大量国家财政收入投入于此，而且几乎看不见，每年无声无息地就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公款。它们是为政者们的腐败习惯的最好温床和酵母。

　　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存在腐败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尤为严重，而在中国的传统以及文化基因中更包含了诸多“纵容”腐败的元素。因此，治理并消除腐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无所作为。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将“整党”和“反腐”作为继续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针对执政党形象败坏和腐败泛滥的实际情况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后续的具体改革措施，就没有任何意义。从政治角度说，必须建立权力制衡与监督制约机制，必须确保权力运行透明化，必须建立有效的腐败惩戒机制。从反腐败来说，必须在反腐败立法、设置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以及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等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成绩，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有效震慑腐败，消除腐败。

　　在此之外，还必须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消除腐败的潜在基因。将法治作为治国之本，作为促进中国人讲规矩、坚守人生底线的重要手段，同时，有意识地对公民加强公共教育和精神启蒙，建立和发扬公民的理性精神，树立现代思想，形成公私分明观念，严格遵守道德律令的约束，当然首先要按制度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