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近期中央高层频频表态的中心思想之一。经过2009年经济危机历练的中国高层，已经意识到从着重经济结构调整到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不久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因此，如何修补社会结构这个短板，是当前中国面临的迫切社会课题。

　　中国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相应的社会民生体制去配合。但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社会治理模式、权力和法治关系，依然残留着计划经济的积习；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兼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在转型期崩溃。简言之，经济结构上中国着重于资本和市场带给国家的红利，却忽视了对国民的财富回馈和权利尊重。

　　就此而言，“国民财富重整”无疑是个适时的政策选项。但是，这个“重整”的关键不是追求居民收入数字上的增长，而是彻底改变中国收入差距两极分化的难题。数据表明，近10年来中国工资增幅均高于GDP，但是中国民众并未感受到工资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因此，在通胀预期加大的情势下，与其用提高工资的明补方式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如通过政策调整、制度设计和公共财政的投放方式转变，平复财富两极分化的鸿沟。在这点上，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学习抑富济贫的制度模式，更好地孕育稳定的中产阶层。除了国民财富分配机制的重整再造，还需要建构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

　　有成熟的保障制度托底，中国内需市场的活力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在中国外贸遭遇全球性贸易壁垒而乏力的背景下，增加国民收入，给予民生制度保障的福利，其实也是在救中国经济。

　　中国改革“拐点论”已经在理论界喊了多年。金融危机之前，胡温治下也有改革突破拐点的诸多调整之策：一是以“科学发展观”来矫正地方政府发展至上的政绩主义；二是以和谐社会安慰民生，将社会公正提上日程；三是提出了以“中国创造”替代“中国制造”的产业转移升级方向；四是强调党内民主。遗憾的是，突然而至的金融危机打乱了中国的调整之路，为应对危机不得已再次发展至上，动用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大投资“保八”，并滚出了地方投资18万亿元的大雪球。如今房市重现泡沫，中国社会重现2007至2008年度经济过热的图景。

　　中国优越于西方国家的地方是政治的凝聚力、动员力和高效的执行力。因此，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中国社会结构落后的情景就能高效改善。

　　从中美全民医保体系的建构上，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层面的执行力远不如美国政府。还有，民营企业的贡献和活力远比国有企业大，但在融资途径和财政补贴上，国有企业却享有相当的特权。嗷嗷待哺的孱弱民企，没有资本和市场压力的国企，中国产业终究缺乏后劲。此外，户籍制度不仅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障碍，也成为城市聚落矛盾的焦点。更吊诡的是，越是最现代化的中国城市，越是在户籍管制上表现出倨傲和顽固。户籍制度之所以顽固而存，显然是权力的固执在作怪，而这种固执，说白了还是中国社会的平权观念远未确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基础还很薄弱。

　　中国人习惯用盛世来形容当代。但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盛世，对接的应该是全球最先进的经济机构和社会结构，而不是满足于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进行对比。无论是所谓的“汉唐”还是“康乾”盛世，兴勃亡忽的教训都是国富民弱。以乾隆盛世为例，当时清朝GDP占了全球的1/3。但是在当时英国访华使团成员约翰·巴罗看来，乾隆盛世却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是朝廷富足、百姓困顿的盛世。果不其然，鸦片战争一下子摧毁了外强中干的盛世。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首先修补社会短板，实现民智、民富、民权，国民共同富强才是真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