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去8万多人生命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过去不到5年，四川芦山前晚又发生七级强震。截至昨晚，灾区已184人遇难，1万多人受伤。随着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失踪者家属的心急如焚，身在远处的人们亦可感可知。面对命运的磨难，希望雅安人民挺住。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大型天灾是一场对人类意志力的考验，是爱的展示，也是能力测试。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否牢固、政府的应急力、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包括公民社会的力量与成熟度等等，甚至媒体的专业素质，都将一览无遗。

　　与汶川地震相比，中国民众比上回镇静，官方救援力量的启动也更迅速有效。有网民综合微博信息发现，4月20日早晨震后半小时内，武警四川总队的1200人 已赶赴灾区；两个半小时（10时40分）后，四川省第一支救援队已从震中救出26人。今年，电视台也不再滚动播放刺激观众泪腺的煽情画面，灾区也没有听到 “豆腐渣学校倒塌”，学生集体遇难等让人愤慨的事情。

　　媒体消息说，昨天凌晨医护人员在临时性的野战医疗所里，成功为一名伤重女童实施了风险很大的胸腔壁式引流手术，12岁的小诗琴此前已昏迷了12小时，在手术结束后1小时13分，她缓缓睁开了眼睛。

　　经历过灾难又挺过来的社会，果然是比原先更强韧与沉着。有了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的洗礼，再加上舆论界对2011年日本海啸后日本媒体职业操守的观摩，中国的救灾工作出现了更专业、冷静与自制的精神追求。至今的各种迹象也显示，中国民众对国家救助体制富有信心。

　　对于新上任一个多月的中国新领导班子来说，抗震救灾则成了一次实力的证明。今年的救灾工作由总理李克强麾下的国务院体系主导，他率领副总理汪洋、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等直上前线，夜宿灾区，又迅速调动各种资源，也得到军方配合，处处展示出强势政府的作风。

　　客观对两次天灾进行比较，有些对比是清楚的。

　　当然，与强度高达8级的汶川地震相比，芦山地震释放的能量只等于汶川地震约30分之一，受灾范围是汶川地震的八分之一，这是中国官民双方能够表现镇静而有序的重要基础。

　　在另一方面，外界也发现，当年困扰救灾的交通问题，今年同样突出。

　　四川许多县城的进出公路有限，甚至仅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昨天上午，中国国家地震救援队就被堵在路上，耽误了大量宝贵的救人时间。拥堵可能社会车辆涌向 灾区有关，但不能否认，区县交通系统本来就薄弱，只要车子一多，或者一条路塌方了，县城很容易沦为“孤岛”。“蜀道难”的老问题，在这个现代国度里依然存 在，交通系统的脆弱在天灾中暴露无疑。

　　中国灾难中总要张扬“领导人作用”的宣传习惯，这次也没有免俗。按说高层部署工作，关心灾民，在现代国家里，这些都是领导“本应为之”的标准动作，如果领 导人有再深入民间的表现，民众也理应知道。但报道需要考虑尺度，否则多一点就过了。再者，地方政府举行灾情新闻发布会，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官方各司各局的职 务，反而导致了灾情与救灾信息失焦，当局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就会引起民众议论。

　　想起上周新闻界刚闹出的最高领导人“微服出访”假新闻，这类情况透露出，尽管不少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已然觉醒，官场上的“官本位”态度仍然浓厚，与五年前相比，没太大不同。比较五年来汶川地震救灾与今天，个中的相同之处，比相异之处还更叫人警觉。

社交网络时代的芦山地震（朱振）

　　四川芦山地震救援已临近72小时，救援行动依然在夜以继日，有关抗震救灾的数据和信息也仍在每分每秒地被快速传播至各地。灾区的每一个进展都被万众瞩目，数字每一次刷新都牵动人心。
　　这是一次在中国社交媒体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和四年前的青海玉树地震、六年前的四川汶川地震相比，如今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已非同日而语。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发生时，新浪微博的用户数量不足5000万，而微信更是还未诞生。而今天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的用户数量分别突破了5亿人和3亿人，而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也已经大面积普及。
　　这一回，社交网络再一次展现了巨大的能量。在灾难发生之后数分钟里，地震的消息就已经在微博上流传；在救援官兵还未抵达灾区之前，人们已经用微信互报平安。而在过去的这数十个小时里，灾情跟踪，求助寻人，祈福募捐等讯息始终在网络上绵延不息。社交网络已经被媒体公认为是官民信息流动最为迅捷的平台，也是赈灾救援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舆论场也在飞快膨胀。围绕着抗震救灾的话题，微博上的吵闹之声始终没有停止。谁堵住了救灾的道路？谁没有资格得到募捐？谁在假慈悲？谁在赚眼球？不少人对于天灾的关注，很快转变成有关价值观冲突的争吵和无休止的谩骂。一时间，造谣者有之，道德审判者有之，假预言、跳大神者也有之。
　　“一场灾难发生后的5分钟内，Twitter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它开始帮倒忙。”这是外国媒体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针对社交媒体上的大量的负面情绪和谣言做出的反思。而今同样在民族同胞遭受的灾难时刻，中国人又该如何做？
　　实际上近年来一次次的公众事件中，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了雏形。无论是2011年“7.23动车事件”，还是2012年的“7.21北京特大暴雨”等，诸多事件均在证明，面对灾难，中国的政府和民众都正在适应通过社交网络，这个多种力量相互抗衡和争论的平台寻找事件的解决法则。
　　这期间的每一位亲历者都会了解这种局面的来之不易。但并不是拥有了表达的自由，就标志着公民社会的建立而成。每一位社会成员不仅需要质疑和发问，也需要在行动中将社会公民意识实践为彼此之间的容忍、尊重、平等、自省和理性。
　　回归到此次救灾，因为行动急切，预判不足，地理条件限制等原因而延误救援，的确有值得反省的地方。但应当承认，地震自发生至今，无论政府部门还是民间机构，都在汲取以往救灾的教训，救灾响应的效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而这也是中国公民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今天都仅仅是一个灾难的旁观者，即使伸出有限的援助，也无法体会直面巨灾的恐怖与伤痛。也许今天眼前的民间营救并没有理想的那般秩序井然，也许前线的记者的表现并没有想象中完美无缺，但对于那些正在身体力行的行善者，的确应该少一些苛责和道德审判。虽然天各一方，但毕竟血脉相连。对灾难怀有敬畏之心，尊重每一个关注灾难的个体，尊重每一股援助灾难的力量，不仅是对公民社会发展应有的尊重，也是对受难者最大的尊重。
　　日本记者盐则英一曾对2011年日本海啸发生后，日本媒体放弃派系争斗，全力报道灾情的表现如此评论：“地震后，大家像是都有了默契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去骂人了，必须首先应对地震。”
　　在同样经历灾难的此时此刻，我们也正需要一种默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