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导致僵局的推力究竟何在？从中国来看，直接原因是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所致；从日本看来，直接原因是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采取拖延措施，用渔船作为先兵来破坏日本对“尖阁诸岛”的实际控制。

　　简言之是“外压”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恶化，但笔者认为，导致中日僵局的根本动因来自于两国内部，即“内压”大于“外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都处在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双方都面临内部的巨大挑战。中国虽然经过了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但贫富差距、腐败特权、环境污染、治理改革滞后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对于这些问题的成因的判定以及解决方法上出现了意见分裂，这使得人们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让人们对于中国要获得别国尊重的期望值迅速攀升，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容易被笼统地解释为煽动“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包围圈”，人们的潜意识中期盼中国能够将新获得的地位，转化为能即刻解决外交问题的实力，但似乎局势的发展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加上上述的焦虑心态，使得政府在外交上很容易被批评为“太软”。

　　这种背景下，一些过激的民族主义言行就有了土壤和市场，例如认为日本是二三流国家，还有30分钟可以解决日本，从外界观察家来看，中国的某些媒体似乎在预测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这些言论让民众对于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担忧，对于政府“不够硬”的情绪进一步加重，结果造成决策者在外交上的国内环境变得非常严峻，每一个决定都必须考虑所将付出的国内政治代价。

　　在日本，政治上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结束，日本政党政治处于漂流期，政府更替频繁。在经济上，日本从冷战后发展乏力，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让社会福利和政府财政面临严峻挑战，日本人在过去十年自信心下降明显，对于前途的不确定性，让日本社会也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失去了第二大经济大国地位，让日本感到战后唯一的外交优势正在消失，经济地位的丧失导致国际地位下降导致外交失利，逐渐成为主流逻辑。这种状况下日本渴望强人出现，来证明日本仍然是重要的和能够保护国家的尊严，当人们的这种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同样被批评为“太软”。

　　同样的道理，在日本那些敢于“说狠话”的从政者、评论员就有了土壤和市场，例如石原慎太郎一直警告日本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日本的一些评论员则将中国看成是重大的安全威胁。日本决策者同样面临不容乐观的国内环境，在一个处于变动期的民主政治国度，日本政治家对于这种“内压”就显得更加的脆弱，因为外交决策的失败，将直接导致自身甚至政党的政治生命的终结。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2012年11月18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证明了上述“内压”的存在。他说：健康的民族主义必要，但是走到极端就会变成同外国人敌对，在日本安全问题讨论上，一些“说狠话”以及不应该值得欢迎的方式正在增加，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来说是最为危险的。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很难 这样直白地透露自己所受到的“内压”。

　　但是，鉴于中国领导人权威递减，以及党内分权，在外交问题上的强硬派对最高决策层施加压力完全有可能。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发言人傅莹在回答日本记者“中国外交会不会日益咄咄逼人”的提问时说：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强的姿态。

　　除了上述两国国内转型期的脆弱性，和双方对国际体系中地位（status）的敏感性等中日之间的特殊因素外，安全保障讨论中很容易生产出“内压”的一般机制也在起作用。这就是追求“绝对安全的期待”和“过度估计安全挑战的偏好”。

误将“安全”等同于“安心”

　　对于安全保障和国家尊严领土完整这些敏感问题上，普遍的心理是追求绝对安全，确保万无一失，但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将“安全”等同于“安心”。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安心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打一个比方，在日本核电站事故的福岛出产的水果，政府和商家用精密仪器测试核辐射的结果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仍然认为有安全隐患，这就是追求不存在的绝对安全的表现。

　　如果在安全保障上追求绝对安全，那就像是在进行一项“不可实现的使命”，因为总是能够想到可能不安全的因素，因而过度地估计威胁，过坏地预测别国的意图，过强地采取对应措施，往往比较符合人们的心理，特别是当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无论那些真的认为安全状况已经恶化到不惜一战的人，还是因为某些个人利益而这样做的人，说狠话和激烈言辞，很具有煽动力和诱惑力，往往容易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反应，即使将来被证明是过度判断，也会认为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误判。相反，那些试图准确判断局势者，往往会被强硬派批评为“汉奸”、“盲目乐观”、“拿国家民族利益当儿戏”，很多人也会怀疑他们的想法是否真的安全。

　　人们往往没有看到安全是一个“折中取舍”（trade-off），这如同购买保险，保险的项目越是要多保险费就会越高，事实上不存在绝对的保险，因此保险金也是无底洞，安全只能是相对的安全，很多人要的事实上是安心，而不是安全。更加糟糕的是安全本身是一个双向的概念，单方面的安全是不存在的，追求绝对的安全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绝对的不安全，并且引发安全猜忌和追求绝对安全竞争，过度地估计安全威胁，同过小地估计安全威胁同样危险。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普通民众的感性化的东西随便调动起来，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的思维惯性就会形成一定的生命力，并且不容一段时间内改变，且他们的惯性思维会在国内形成教条式的舆论压力，让决策者和外交执行者思考和行动的空间自由都大受限制，结果不符合决策者的利益。

　　政治领导者首先生活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受到政治对手、学界智囊、舆论领袖和民众的多方面的压力，保持自身的政治安全很显然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外交也会被放在这个框架下审视。去年8月24日，日本前首相野田专门就领土问题召开了记者会，目的就是为了缓和来自自民党攻击民主党政府不能捍卫主权的批评，以及媒体对民主党的“安保无能”的指责。在记者会上，野田专门强调了民主党政府为了维护领土主权所作的具体努力，例如离岛的保全管理，2011年5月和2011年11月专属经济区上的重要离岛49个标上了名称，尖阁群岛四个小岛也标上名称，以及周边海域警备体制强化，和强化对外宣传日本的正当性。野田的最初目的可能主要为了缓和国内的压力，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几乎同一时间传送到世界。

　　当中国民众看到这样的报道，理所当然地会得出日本敌视中国的结论，结果是日本民主党为了缓解“内压”，迅速外溢为中国理解来自日本的“外压”增加，然后被内化为中国国内政治的“内压”。

　　这样的内部减压的举动不断反复，就让产生了双方的“内压”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中日双方民族主义则进入了“相互哺育”成长的怪圈，双边关系僵局也就不可避免。

　　中日双方领导人都清楚，中日关系如果走向崩溃结果只能是双输，无论战后日本的复兴还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地区和平基础之上。但是，也要看到双方领导人并不可能在政治“真空状态”内作决策，而是每时每刻都受到国内政治制约。能否顶住国内过激压力，准确分析形势，不被过激或者过度分析所迷惑，是对双方决策者的巨大考验，因为这需要冒很大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

　　这些都取决于领导人在国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是否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首先需要早日结束年年换首相的“政治漂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