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中国政法大学208教室，听姚中秋VS马勇讲“儒家宪政主义之可能？”曹思源先生也到场发言了。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马勇先生，还有曹思源先生及演讲点评人的看法基本一致：宪政就是宪政，儒家就是儒家，一个现在将来进行时，一个过去进行时。

　　我讲共生，对过去、现在，特别是当代人提出的任何主义、理论、口号都有兴趣，但有三条要求也比较苛刻：第一是提出者的思想力；第二是是否具有当代整合性，有没有新范式意义；第三不只是呼吁，而且亲自身体力行！

　　总的感觉是，提出儒家宪政的动机是焦虑（姚说他是焦虑，更是自信），希望通过强调“道统”来解决中国工具主义盛行道德沦丧的问题。但其义理论证并未脱离“微言大义”式文本推论范围，现实诉求也明显没有超越“独尊”和区分“体用”的框架，历史论证就难免过于牵强，且概念未经严格辨析，对儒家的表述过于宽泛，对宪政的理解脱离常识（曹思源先生只好现场重复一下宪法的四大特点和他研究200国多个国家110多部不同版本宪法的“四有四无”的概率）。

　　呵呵，崇尚大同世界的孟子曾警告：上下交相利，国之危也！

　　向往小康社会的荀子直言：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看看当下中国，两千年前的孟荀二位是不是最大的预言家啊？除了直奔“鸡的屁”的狂欢背后的“举国皆妖”，国之宝、国之器、国之用有几许？

　　在当今中国，强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暗含着强化马列斯毛……道统，这从逻辑上就使“儒家宪政”者陷入自我否定。同时，在现实中给道统继承者（掌握公权的小圈子）与宪政提倡者“要，或不要”宪政者（含心里要或不要、口里要或不要、行为上要或不要）各自方便的选择与解释。最后，“儒家宪政主义”的言说，其修饰语副词“儒家”是突出了（突出了什么，眼球或实利，我不知道，也没人说，大概心照不宣），而主词“宪政”却虚化了。正如突出“中国特色”，叫弱势群体接受被压迫的命运而难谙厚德，叫强势群体心安理得（能否永远如此，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只要狂欢或胜利大逃亡）而越发不知进退，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几乎被抽空了脊梁里的骨髓——让当代中国人社会造血机制尽失，思想创新几近废了武功！

　　呵呵，孔子有言：苟处乱世，不亦狂狷者呼！狂者，总要干点什么；狷者，总有些事是不干的！我欣赏这个孔子，可以为伍！在这个意义上，我呼唤并赞赏当下中国出来更多一些总要干点什么的狂者，总有些事是坚定不做的狷者！

　　所以，想想还有人在争论谁是“儒家宪政”的首创者（比如湖南的枕戈就说，杜钢建是第一个提出的学者，秋风是最年来最卖力的提倡者），我就想啦，不管是杜钢建还是姚中秋，那位先提出“儒家宪政主义”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想，大家对照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儒的价值标准，各就各位吧！

　　顺便说一句，当代中国人如果再抱着主体、客体优劣的形式上学预置不放，深陷 “中国向何处去？”的主题不放，而不能活在当代——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将这个一百多年来的当然主题转换为“中国何以处世？”中国人自己就还没有超越在“夜郎自大”与“受迫害狂”两个角色之间跳来跳去，而内耗不止的历史命运！

　　还是那句话：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