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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谈吃喝:今日喝酒不努力 明日努力找酒喝
县官谈吃喝:今日喝酒不努力 明日努力找酒喝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 2013/5/19 14:25:21 | 浏览:1246 | 评论:0

县官谈吃喝:今日喝酒不努力 明日努力找酒喝

四菜一汤标准走样 官场酒桌文化依然盛行

“酒桌办事”不改,公款吃喝难禁

  公款吃喝,一度是部分人的“为官之道”。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揣度彼此,继而提出正规场合或意识清醒状态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了维持“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会感觉被边缘化了。

  本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对中央规定“左顾右盼”,心态复杂。

  浙江磐安一名科级干部说,以前联络感情主要通过接待,如今不让吃饭喝酒,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应对。“各地执行‘八项规定’有紧有松,你不吃请,别人吃请,以后工作如何开展?”

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

  此次采访,本刊记者的足迹遍及12个省市。据观察,会议研讨、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但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一些地方干部坦率表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接待就是生产力”,话虽不好听,却是实在话。

  江苏某县接待办主任说,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最“高效”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走程序,而是“两拨人喝顿酒,酒醒后事已成”。近一段时期,纯粹“务虚”的接待少了,但跑项目、要资金的接待不仅没少,反而有增多趋势。

  安徽某县财政局局长说,资源分配与接待好坏之间的关联很强。政策资金给谁都可以,关键靠感情,而吃饭就是联络感情的手段。有时候电话汇报说不清楚,请上级来看一看、吃个饭,往往更能了解基层情况,加深彼此感情。

  “什么时候财政部门门可罗雀,资金分配都按制度来,公务接待浪费就不存在了。”上述财政局局长说。

  在本刊记者接触的多位干部看来,“酒桌办事”效率高,是公款吃喝风难禁的重要原因。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说:“在中国,酒到位意味着关系到位,关系到位了啥都好说。”

  山东一名镇党委书记说,接待上级和外地领导时最难办,万一接待不好,得罪了人,该有的项目和政策资金扶持也可能不给了。

  “联络”上级靠吃喝,招商引资也离不开吃喝。“乡镇书记天天喝,只是来人不同拨。”广西桂林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今招商引资是硬任务,各地优惠政策相差无几,很大程度上是“感情招商”。喝一次是认识,两次成朋友,三次变亲戚,喝到第四次基本上就能签订项目合同了。

  这名党委书记说,如今风声紧,吃喝明显少了。有群众问:书记,今天不吃饭,明天还吃不吃?“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遏制公款吃喝和酒桌办事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当下中国是“求人社会”,求人原因大体有三:资源少、有障碍、需关照。求人方式中,以氛围宽松、礼节得体、啥都能说、距离拉近的“酒桌办事”广受推崇,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不改变‘酒桌办事’的社会生态,遏制公款吃喝难以持久。”张宝义说。

“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除了跑项目、要资金“必须吃喝”外,一些干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风气多年积累,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惯性,吃喝既被当作工作方式,也被认为是感情交流渠道。“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记者走访发现,多数干部认为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来,喝酒少了,身体好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也有少数干部对饭局减少表示忧虑,害怕“淡了感情”,被“圈子”边缘化。

  广西一名县委书记说,以前整天都有人张罗吃饭喝酒,有时候确实感觉要不断请人和被人请,自己才有“存在感”。

  桂林一名乡镇干部说,在官场上,饭局是衡量干部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天天有饭局,说明这个干部能量大、关系广,往往会被领导评价为“能力强”,受重用。如果一个干部没有饭局,说明他没什么关系,往往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很难被领导看中提拔。

  这名乡镇干部说:“现在饭局的负担少了,但心里的负担反而重了,交友圈子越来越小,今后怎么在官场上‘混’?”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他们衷心拥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中国是人情社会,请客吃饭由来已久,亲兄弟间还要请吃饭,何况是来了客人。“正常的公务接待还是需要的,我们反对的是奢侈的大吃大喝。”

  但各种接待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有学者指出,政府官员的“优势”,部分体现在能够运用公款吃喝,可以混淆私人宴请和公务接待,可以小吃小喝也可以大吃大喝。这种优越感经年累月,演变成为一种潜在的官场文化。

  “干部怕吃喝又怕没吃喝,背后是扭曲的价值观。”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有的干部和群众把公款吃喝当作摆谱、有面子的表现,实际上不是满足食欲,而是满足心理,深层次是文化因素,是积弊多年的潜规则。

  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刘献指出,吃喝之风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心态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渗透到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来,导致请客送礼庸俗文化在干部中愈演愈烈,再反过来影响社会风气。

  “部分干部对于吃喝的‘心瘾’,已经是遏制当前吃喝歪风的‘文化性障碍’。”刘献说。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

  还有一些干部,对于“横向”“纵向”各种吃请乐此不疲,他们的“酒桌办事”,主要目的是“拉帮结派,跑要帽子”。

  “老实干部进步难,正常干部流动难,一线干部出头难。”江苏淮安一名乡镇干部说,基层干部压力大、责任重,但提拔机会很少,正常情况下很难纳入领导视野,所以有的人就想各种办法接近领导,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喝酒。基层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树典型。”

  有的地方选人用人机制不够公开透明,公款吃喝歪风背后,是干部选拔的不正之风。有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选拔中,感觉有的就是提拔了“酒肉朋友”,提拔了“小圈子”里的人。对干部来说,机遇很重要,一晃可能机会就错过了,自然会利用吃喝送礼这样的“平台”维护一些关系,在关键时候“互相关照”。

  另一名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考核与选拔的导向仍以领导意见为主,下级占的权重不高,群众所占分量更小。如果这种局面不打破,酒桌就是一条拉圈子、要帽子的“捷径”。

  刘献认为,当前干部选拔中的民主测评推荐,范围很小,造成了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干部。吃饭喝酒成了沟通渠道,很多在公众场合不能说的话,酒桌上都可以说,说了虽然不算数,但意思都已经到了。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

  另有一些吃请,虽然未必用了公款,却同样浪费社会财富,侵蚀党风政风。

  受访基层干部和企业家说,近年来国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了一些审批事项,缩短了部分办事流程,但各部门权力垄断、层层审批的格局未变,群众办事依然要靠“吃饭开道,喝酒提速”。

  江苏一家经营实木橱柜出口的企业总经理说,去年他计划在当地工业园区盖一座厂房,一打听全部手续办下来要盖22个章,如果材料齐全,盖每个章要7~15天。但实际耗时远远不止。比如他找供电部门签字,领导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多方打点后拖了半个月才办完。“我是当地民盟成员,人头熟,跑了4个多月盖完了章,一个朋友没这么幸运,跑了一年多才办完所有建房手续。”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中间有一条权力寻租链条。“原来的审批变成核准,再变成备案,看起来放权了,但收费并没减少。”上海一家民营物流公司董事长说,现在很多部门不是直接收费,而是通过服务外包。有的部门指定相关企业或公司提供服务,比如白蚁防治、消防安全等,“合不合格没人管,只要交了高额服务费,就能通过审核。”

  这种“酒桌办事”,背后是正常办事流程阻塞,实际是行政权力滥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现在有一些中介专门替地方政府和企业跑项目、要经费,并从中间抽成,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也许很“合算”,但全社会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

  “不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更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说,“酒桌办事”背后是权力之手伸得过长,财政、国土、建设等部门拥有行政审批权和大量财政资金,县乡一级为获得资金和项目,往往采用吃饭喝酒送礼等方式。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不从制度上约束行政权力,公款吃喝即便风头被遏制,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吕艳滨说。□

切断权力寻租链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权力寻租是公款吃喝背后的重要推手,国家应抓住改革时机,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斩断“酒桌办事”利益链条,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的内在驱动力。

  首先,中央要下大决心,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表示,在国外,市长不会天天被请吃饭,因为市长没有多少审批权力,主要职责是服务社会和困难群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活动受到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国家应抓住时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真正用于服务。

  其次,明确公共资源分配的标准,加强审计问责。减少政府手中资源,解决资源分配程序不公开、标准不明确以及问责力度弱等问题,才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下一步,应加大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审计,进一步消除公款吃喝的生存土壤。

  第三,遏制公款吃喝,眼睛要向下,更要向上。“吃喝在基层,根子在上面”,上级掌握资源太多,给谁都可以,自由裁量权太大。在项目资金的利益驱使下,下级只能极尽所能迎合上级。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重点监管权力资源集中的部门,从根本上切断权力寻租链条。当前,纪委明察暗访公款接待浪费问题,往往处罚接待方,事实上,接待标准更多是由“被接待”的领导决定。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要重点关注“被接待”的人。

  第四,加强依法行政,用明规则遏制潜规则。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如今公款吃喝已经蔓延成为社会行为和通行惯例,酒桌成为办公桌,“酒桌办事”潜规则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推进行政公开透明,用科学公平的明规则遏制“酒桌办事”的潜规则。

优化选人机制 净化官场文化

  受访干部和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公款吃喝背后是异化的官场文化。国家应进一步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破除不良官场文化的生存土壤,既戒干部“酒瘾”,更戒除其“心瘾”。

  用选拔干部的好作风选出作风好的干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芝健认为,选干部不能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容易造成干部“跑一跑”“找一找”来寻求机会。选拔干部应更多尝试顺应民意提拔干部,而不是由领导说了算。同时,在考核中应突出实绩,标准科学透明。江苏金湖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张锋表示,扭转异化的官场文化,用人是最有效杠杆。近年来,该县把干部考核的目标、程序、实绩全部在报纸上公开,让群众参与监督,具体量化指标为实绩占60%,群众评议占20%,领导评议占20%,全程公开透明,引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今年一季度,全县公款接待费用下降70%。“以前经常有干部借汇报工作请吃饭,如今这种情况几乎绝迹,因为选干部我个人说了不算,关键靠实绩。”

  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校正错位的“事业观”。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认为,干部的价值观错位扭曲是当前官场文化异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干部天天和老板打交道,吃喝、消费、娱乐越来越向“老板”靠拢,对自己要求放松了,生活越来越奢靡,最后往往走向犯罪的深渊。当前,应重点加强对干部的三种教育,一是系统学习马列理论,二是培育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深入学习党的历史,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净化官场文化不能“一阵风”,必须持续真抓实干,防止“水过地皮干”。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转变干部作风必须严厉治理“慵懒散奢”四种问题,具体执行中应“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严肃惩戒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重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下一步,应把落实“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将“为民务实清廉”新风吹进每一个党员干部心中。

强化监督和惩戒机制

  记者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39%的党政干部认为“出现公款违规消费最大的原因”在于“监管不严、处罚不力”。基层干部和专家指出,下一步推进公务接待厉行节约,宜切实加强监督和惩戒的机制建设。

  一是重视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的监督,相关制度规范宜避免“禁小不禁大、禁低不禁高”。江苏无锡市副市长赵志新认为,党的约束性纪律和制度的建立执行,最根本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其违反规定要得到比普通党员和群众更为严厉的惩罚。另外,只有单位一把手重视了,基层才会重视,反对浪费的制度才会得以执行。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公务接待违规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建议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将地区或单位“三公”消费作为年度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规定,任期内“三公”消费超标的地区或单位领导不得升迁。

  二是要有牵头部门,并整合监督职能,形成监督合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顾六宝认为,应完善公务接待厉行节约的监督体系,对于如何鼓励公众监督、受理举报信息、及时展开审查、公布调查结果等,应权责明确的职能部门承担,同时应有牵头部门,比如纪检监察机关等。

  浙江温州市纪委书记陈晓明认为,要抓监督,财政、审计、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办等部门应联合作战,分别从财务管理、财务审计、党员干部监督等方面形成合力。

  三是引入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化监督。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当前要调动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对公务消费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日本从1994年起,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使得日本公款吃喝的现象很少。

  四是加强惩戒力度,放大警示作用。社会各界认为,当前不少地区将公款大吃大喝定性为职业道德问题、思想问题或者党风政风问题,对公务接待违规违纪的处罚难有惩戒实效,“打击不力”反倒助长了公款吃喝风。陕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郭永平说:“抓住了光批评、光做检查没有用,关键是要处理,抓一批反面典型,震慑效果就出来了。”□

  “四菜一汤”标准缘何走样

  公务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科学、不统一等情况,留下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随着“反对浪费”呼声渐高,作为当年公务接待的一条标准,“四菜一汤”屡屡被基层干部群众所提及。

  然而,本刊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由于缺乏刚性细则和可操作性,“四菜一汤”逐渐出现标准走样现象,并未对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起到应有效果。

  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当前宜深入调研,制定科学、有可操作性的公务接待标准,并强化执行力,以减少公务接待中的奢侈浪费。

花招不断

  “四菜一汤”的说法由来已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宴标准。本刊记者在多个省市采访数十名各级党政干部发现,大家普遍知道“四菜一汤”的说法,但到底是否作为一项硬性制度约束,有无相关具体的规定,几乎没人能说得清楚。

  “在基层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很多只是口头上说说。”安徽某县纪委书记说。

  记者综合东中西部干部反映的情况发现,“四菜一汤”至少出现三种标准走样现象。一是数量不变而菜品出现“豪华升级版”,原本应是出于节约而上的普通菜肴,在很多地方就换成了海参、鱼翅、鲍鱼,山珍海味,极尽奢华。

  二是玩“大盘套小盘”的数字游戏,乍一看是“四菜一汤”,四个盘子,然而每个盘子都很大,大盘子里头再套小盘子,小盘子装的都是不同的菜,总体数量远远超出“四菜一汤”。

  三是上菜时玩花招,先上一份“四菜一汤”,等客人吃过之后撤掉再换一轮,反正最终保证餐桌上永远都是四个菜、一个汤。

  江苏扬州市委常委、纪委张书记认为,这些标准走样现象,从形式上看没有超过“四菜一汤”范畴,实际上却都是大大超标,违背出台“四菜一汤”标准的初衷。

  造成“四菜一汤”标准走样的原因,除了一些地方干部大吃大喝的主观因素外,主要在于这一制度没有具体执行细则,缺乏可操作性。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延杰说,到底什么是“四菜一汤”,多少人吃,多少荤多少素,上什么菜,都没有标准,没人能说明白,归根到底就是标准太模糊、缺乏指导性。

  浙江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蒋儒标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就没有生命力,“四菜一汤”在不少地方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制度、标准要科学。

  当前各地区从省到县纷纷出台转变作风的措施,蒋儒标建议,一定要防止仓促行事,“出台的政策乍一看很严格,但最后执行不下去,流于形式,沦为笑柄,最后反而损害公信力。”

标准随意

  “四菜一汤”走样,是公务接待标准随意的一个缩影。记者在多地采访中,总结出当前公务接待标准的若干特点。

  一是没有标准。河北一位基层政府接待负责人说,一些地区缺乏严格的接待标准,来什么客人按什么标准接待,一般都是领导随口安排,比较随意。

  二是有标准但不科学,没办法执行。比如出差住宿标准,很多地方是按照多年前制定的处级以下干部每人每天150元的标准执行,但这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根本没办法住宿,最后成为基层接待埋单的借口。

  三是有标准不执行。一些地区有接待标准,但为了迎合上级,经常破格、超标接待。河北省保定市一位干部说,其实很多地方对酒水规格、人均餐费、陪同人数等都确定了标准,但在实际中很多都不按标准执行。一些干部说:“如果是掌握权、掌握钱的上级单位领导来了,你敢不按好的标准接待?”

  四是地区差异造成的标准不统一。张跃进说,比如在沿海地区吃海鲜和在西藏吃牦牛肉,都不算奢侈,但要在西藏吃海鲜和在沿海吃牦牛肉,可能就算奢侈了,这样的标准怎么认定是个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地区明确公务接待标准但标准差别大。例如,河北某县2005年将接待标准具体到人,定为科级40元、处级50元、厅级60元、省部级70元,而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接待厅级干部标准为每桌5000元,处级干部每桌3000元,二者相差巨大。

  山东某市纪委刘副书记说,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执行、不统一等情况,会在基层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导致地方接待攀比、浪费等现象屡禁不绝,处理不好将削弱“八项规定”在基层的执行力和生命力,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尽快有章可循

  不少基层干部向本刊记者表示,此次中央“八项规定”没有简单重提“四菜一汤”等标准,是与时俱进的考虑。

  他们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对浪费的严格要求已经初现成效,当前正处于向纵深推进、构建长效机制的紧要关头,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关注。

  首先,深入实际调研,科学制定“标准”。基层普遍反映,反对公务接待中的浪费,亟需有一个全国性、全新的公务接待标准。

  江苏扬州市委副秘书长许德奎说,从长效机制角度讲,反对浪费要有科学的制度体系,最好按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可追究的“五可”标准进行制度设计,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对人均用餐标准、陪餐人数等作出硬性要求。但标准制定不能一刀切,具体以省为单位还是以市为单位,如何考虑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要做充分深入的调研。

  其次,适时动态调整,符合实际情况。受访专家说,对一些过时的、明显偏低的接待、报销标准要进行调研,作出适当修订和动态调整,使之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地方财政干部建议,对于出差报销标准等,可以考虑按照地区分类,以适应当地物价水平。

  再有,明确监督惩戒标准,增强处罚的刚性。陕西省纪委训诫室主任王文艺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细则,什么是大吃大喝,什么是正常的公务接待,没有认定标准,目前主要靠主观评判和自由裁量。同时,不少地区对大吃大喝的监督惩戒,有的采取内部检查方式,有的则对社会曝光,标准也不一样。

  陕西高陵县纪委副书记张军祥说,对接待浪费的监督惩戒没有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八项规定”的执行力和威慑力。应根据具体统一的罚则,严肃处理一批干部,增强震慑力,回应群众期待。

揭开公款消费“画皮”

  除了用各种手法套取财政资金,有的政府部门还把接待消费转嫁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企业,实际公款消费远多于财政划拨经费

  本刊记者拿到的某旅游城市接待办一份“诉苦”报告称:2012年共接待副厅以上干部3000多批次、5万余人次。今年1、2月,虽然接待量明显下降,但仍远远高于周边地区,接待经费压力很大。

  在多地走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地方和部门由于经费少接待多,实际公款消费远多于财政划拨经费。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有的企事业单位一方面通过虚增项目、搭车捆绑、寅吃卯粮等方式变相增加接待经费,另一方面让相关单位企业为吃喝埋单,衍生腐败浪费。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遏制公款消费,不仅要加强财务检查等体制内监督,更要强化公众、媒体参与的体制外监督。

“体外循环”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现在少数政府部门并不是有了经费才消费,而是从其他渠道找钱。其手法众多,但不外乎作假套钱,权力寻租,在既定公务经费外动手脚。

  一是虚增项目,虚加人数。温州某部门工作人员说,单位印刷、制作宣传品、宣传资料等经常虚开数目,实际印制资料5000份,但开出发票、上报财政的数目是8000或1万份,套出资金作为招待费或单位福利费。“反正这些宣传品是发到社会上去的,发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无法查证。”

  更为普遍的做法是,有的单位将会议规模“扩大”、规格“提高”,虚报增填会议天数、人数、房间数和房间等级等,将资金套出来作为招待费。桂林一家单位办公室负责人说,有时单位不直接提钱,而是将之留在宾馆,作今后的招待费使用。出于利益考虑,酒店一般都乐意予以配合。

  二是搭车捆绑,鱼目混珠。江苏某县接待办工作人员透露,在上报下年度预算中,除批准的接待费外,经常在其他项目中增设招待费开支,如人员培训、扶工兴贸、旅游文体、招商引资、项目论证、特色农业园区建设等,以“搞这些项目也涉及招待”为由,将招待费搭在这些专项项目中列支。

  浙江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有的单位接待上级部门来的领导,客人实际已支付了住宿费,但接待单位又重开住宿发票,将资金转出来用作招待费,或为部门或个人的消费埋单。

  三是“寅吃卯粮”或“卯吃寅粮”,分散消费、集中报销。南京一名餐馆老板说,政府部门的消费很“爽快”,但结账往往滞后。有的单位当年接待费超支时,经常将超支款挂账处理,延迟半年至一年结账。有时消费严重超支,有的部门甚至延迟两三年才能完全结清消费账目。

  上海一名机关干部说,为了冲抵公款消费,有的单位开了会要隔一段时间结账,期间把其他接待费“挤”进去,与先前的会议费用一起并账处理,借此将接待费抹平“消化”。

  除了用各种手法套取财政资金,有的部门还把接待消费转嫁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企业。江苏一家旅游运输公司总经理说,“政府是狼,企业是羊”,公款消费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的政府部门不仅平时吃拿卡要,开会也要企业赞助,到了年底,还要求企业送锦旗。企业为了在打交道时获得更多“方便”,往往有求必应。“说白了,公款消费,企业埋单,最终花的还是国家的钱。”

加强系统监督

  本刊记者对300多名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公款违规消费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制度漏洞、处罚不严和法不责众,占比分别为42%、39%和14%。

  接受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政府应从三个方面防堵制度漏洞,加强对公款消费“体外循环”的监督。

  第一,防堵财务制度漏洞,压缩违规违法空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当前国内企事业单位的实报实销制度存在漏洞,事前预算缺乏,事后监督力度不强。只要领导签字认可,财务审查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走过场。

  刘尚希建议,针对基层出现的各种财务违规违法行为,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调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第二,公款消费要设定“高压线”,更要通上“高压电”。多位政府内部人员认为,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是公款消费的集体获益者,财政、审计、纪委等监督部门往往会“放一马”,很多账目不是查不出,而是不想查出。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总监孔令戟认为,跨国公司对财务不诚信行为的处罚非常严格,所以很少有人敢在财务上做手脚。以IBM公司为例,一个财务总监曾经因为下属吃回扣,不仅被公司辞职,还被要求永远不准进入计算机和金融领域。一旦违反,IBM将发起诉讼。可以借鉴跨国公司的做法,一旦发现财务违规违法行为,除了惩罚性赔偿,更要永远剔除出公务员队伍,以提高财务违规违法成本。

  第三,科学设定公务经费,严防资金“体外循环”。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原高级审计师马彦超认为,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公务经费的多少应根据当年的考核目标来确定,即“做多少事花多少钱”。如果盲目追求“三公”经费缩减,表面看经费减少了,实际上大量处于“体外循环”,更加难以监管。

  马彦超说,各级政府应根据考核任务,科学设定各部门公务经费,不仅要考察钱是怎么花的,更要监督花钱产生的效果。

  此外,还有专家表示,从实际查处情况看,公款消费“体外循环”背后往往隐藏权力寻租,仅靠体制内力量监管难度很大。国家应积极发动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监督各类公款消费行为,重点斩断资金“体外循环”的利益链条,以全面规范公款消费行为。

“禁酒令”如何刹住“饮酒风”

  “禁酒令”卓有成效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内外部监督惩戒机制

  各地为遏制公务接待中的吃喝浪费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禁酒令”狠刹“饮酒风”的实践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对厉行节约的监督惩戒制度化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为了根治基层单位工作日午间饮酒的顽疾,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作出探索。2011年初,山东邹平县下发《关于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的规定》,要求在全县党政事业单位实施中午“无例外禁酒”,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无论什么情况均不得在工作日中午饮酒。

  “禁酒令”实施两年多来,受到当地干部群众好评。邹平县纪委副书记张汉冰说,“禁酒令”减轻了酒桌负担,照顾了干部身体,提升了政府形象,深得人心,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山东省滨州市民意调查中心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邹平县群众对当地公务人员工作作风的满意度从上年的88分提高到91分。

  2009年11月,江苏赣榆县出台“五不准”禁令,第一条便是“不准工作日午间饮酒”。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禁酒令”颁布3年多来,赣榆县当地干部对工作日午间禁酒已经从不以为然到习以为常,政府办事效率和干群关系也有了明显改善。此外,禁酒也为财政减负不少,禁酒后赣榆县各机关单位招待费用同比下降近1/3。

  河南信阳市“禁酒令”已实施超过6年,经历了从一开始有纪律严查“不敢喝”,到下午要上班“不愿喝”,再到形成生理习惯“不想喝”的过程。当地基层干部坦言,“信阳酒风”到“信阳作风”的转变,“禁酒令”功不可没。信阳“禁酒令”督查组的工作人员说,刚实施的第一年,全市查处了400多人,现在差不多3个月才能抓到一个违反“禁酒令”的,还都是在边远县乡。

  记者多地采访了解到,尽管有少数干部对“禁酒令”持保留态度,认为饮酒是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禁酒显得不近人情,但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工作日中午禁酒表示支持。陕西丹凤县竹林关镇长石炼村村民宋道锋说,“现在下午去政府办事,看不见红脸干部,也不用连着跑几趟了。”

  多地“禁酒令”卓有成效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内外部监督惩戒机制。这套机制确保禁令化身“紧箍咒”。

  在邹平县,多个委办局自上而下签订了“禁酒令”责任书,对在工作时间、工作日、值班和执行公务时等五个时间段和情形下严禁饮酒作出明文规定。违反规定的,轻则取消评优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处理。

  “我们加大对禁酒情况的明察暗访力度,纪委、公安、财政、媒体组团去查。一是大面积、全方位检查,成立几个工作组分头行动;二是集中突击检查,比如1:30上班,我们不打招呼1:20去检查,将所有人集合起来,带着测酒仪去检查,看有没有喝酒的;三是聘请社会监督员,去年就聘了30个,有退休老同志、有农村的、有企业的,监督员不公开身份,发现情况直接向纪委反映。”邹平县纪委副书记张汉冰说。

  赣榆县用严格的检查和严厉的处罚,让基层干部摒弃了侥幸心理。赣榆县纪委副书记胡勇介绍,三年多来全县共有近20名机关工作人员因违反“禁酒令”被处理,其中有县级主要部门和乡镇“一把手”,也有基层站所主要负责人,他们有的是在突击检查中被发现,有的是被群众热线举报并经证实。

  本刊记者在赣榆县《纪检监察工作通报》上看到,2010年3月31下午,县农机局办公室主任徐某拒不接受县机关作风建设督查组测酒检查,被免除职务;4月12日中午,金山镇计生助理张某饮酒,恰逢督查组前去检查,尽管逃到邻近的山东,但最终还是被处以行政撤职。

  对于信阳“禁酒令”何以坚持6年,信阳市市长乔新江表示,“禁酒令”保持生命力得益于机制保证,有制度、有督导、有追责、有曝光,在作风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先有明文规定,后有持续不断的检查问责,形成了实实在在的约束和威慑力量。

  “信阳专门成立了三个督导组,并被授予‘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可以随时入场检查,即使市委常委会也不例外。在信阳,规定和文件不再是纸面文章,而是化为指导干部行为的指南针和紧箍咒。”乔新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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