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试图打造的毛式红色基地已然梦碎，但是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之争至今仍在激烈进行。

　　过去一个月来，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再次遭遇人身攻击与威胁，极左意见领袖为“四人帮”之首江青平反，这都凸显社会思潮依然暗流涌动，左右双方对现状都不满。领导层试图以官方结论为社会思潮定调，实际上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一轮左右激烈对阵的起因为何？它直接源起于4月25日与5月4日，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茅于轼在沈阳与长沙出席演讲，先后遭闹场与示威，一场讲座被迫取消。

　　从反对者发布的照片看，长沙的示威人数不多，但气势压力，各种造势道具齐出，包括红旗、毛像与“汉奸过街人人喊打”等横幅，甚至有“还我熙来”的布条。此后，茅于轼声称，他家里持续收到骚扰与威胁电话。

　　自从两年前发表文章全面批判与否定毛泽东以后，茅于轼一直是“毛粉”（毛泽东粉丝）攻击的靶子。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去年曾一度减少，近期再次恶化。引人注目的是，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直接涉入论战，发表评论质疑他的身份“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还暗批他是“分裂社会的冲突点”。为此，茅于轼也撰文反击“拥毛分子”才是社会的“毒瘤”。

　　到了上周，适逢江青忌日，左右论争更到一个小高点——意见领袖张宏良发声明悼念江青，质疑当局掩盖她的死因真相，还不点名批评中共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颠覆共产党”。张宏良将决议的负责人指向胡耀邦，虽然大家都清楚，当时的中共最高掌舵者是邓小平。

　　在中国，左右之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牵扯到权力斗争与中共执政合法性。在中共建国前至改革开放初年，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政治斗争。1990年代，路线之争被“不争论”的要求抑制住，中国进入一段全力发展经济的阶段。到了2002年左右，随着中国加入WTO，贫富差距明显扩大，以及国企私有化引起激烈争议，左右之争再次浮出水面，尤其在2008年后的几年里，重庆的“红色试验”让民间的左派力量得到整合与提升。而今，民间左派群体的组织已相当成熟。去年“916”反日大游行，其中就有他们力量的展示。

　　此时此刻，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是：左派群体的动作，究竟是试探当局的底线，还是由于受到当局的鼓励？这个问题，也值得体制内人士思考。

　　《光明日报》本月初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无独有偶，近期网上传出，中央办公厅发出“七不讲”的通知，一些评论者得出中共“向左转”的结论。

　　仔细品读“两个否定”，核心要旨仍是要超越左右，同时与1981年的决议一样，他也强调不允许否定毛泽东，理由是这必导致否定中共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至于“七不讲”，可能也是当局平衡舆论的尝试。

　　综观当前的社会与政治现状，在推进市场经济、甚至在推进法治、人权的理念层面上，自由派是占上风的，但与此同时，中共执政地位与现行体制是他们不得撼动的底线。从1990年代以来，中共一直在改革与维政这两个内部存在紧张的命题上，设法取得平衡，或曰达到“有机统一”，但是随着信息流通，腐败久治不愈，加上体制外力量的长成，这种平衡已经日益艰难。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中国舆论两极化、腐败难愈的情况很难改变，而当局的“左右平衡”，同时也是“左右为难”。它是否会选择“宁左勿右”，坚持居中，还是更为大胆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备受关注。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自信如何转化为更实质的反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减少司法不公，这是当局的考验。可以肯定的是，反腐与社会公平正义，才是全国最大共识之所在，也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法门。当局须与时间赛跑，时间在快速流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