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高官的女儿三年提升副处长的新闻，吸引了中国民众的眼球。“官二代”从政在中国日益引人注目，各种各样的相关新闻不时出现，成为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所谓的“官二代”“火箭提升”本质上就是一种世袭，言及世袭就触及社会的痛处。中国人自开科取士以来，一直以“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为佳话。其中包含着对机会均等的社会公平的真诚热爱，也带有一点绝对平等的“民粹主义”倾向。世袭在中国自从魏晋士族制度解体后，便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万恶之源。每当遇到社会不公，人们往往以“龙生龙，凤生凤”、“穷人的孩子无出头之日”来解释。在中国人的心中，似乎只有“蛇生龙，凤生鸡”才叫做公平，社会也才能太平。难道“官二代从政”真的那么可怕吗？

　　批评“官二代从政”的人，火力集中在两点。一，官二代从政堵塞了平民阶层的出头之路。事实上，此种观点并不准确，从政做为一种职业，有其自身特点。作为一种高技术含量的职业，政治世家出身的人，不仅拥有更多的有利资源，也往往具有更好的职业素质。这些有利的条件往往能支撑他更好地完成工作，对百姓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谓“出头”也早已不再是“读书做官”一条路，“行行出状元”，平民阶层真想出头路也是千条万条，不是谁想堵就能堵得了的。

　　二，“官二代”不懂民间之苦，常常渔肉百姓。这种担心在中国人的心中由来以久，从高衙内到严世藩，富家子弟几乎成为一种负面形象的代名词。此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多少以偏概全。不懂民间之苦的人，不一定不能“天下为公”；出身微寒，尝尽民间之苦的人，有时会更加贪得无厌。

　　因此“官二代从政”并不可怕。首先、“官二代”训练有素，工作更加专业，会使政府运转更加有效。更重要的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官二代”更易形成一种“贵族精神”，而这是为政者最重要的品格。“贵族精神”其实是一种复杂的品格，它包含着几种因素：专业、自尊、信用和对财富适度的热衷。“贵族精神”的养成非常困难，中国人有一句话“富三代方知穿衣吃饭”。很多时候，有钱人不一定就是贵族，更不一定会有“贵族精神”。如高衙内，出身豪贵，但完全是个市井之徒，没有一点贵族精神可言。“官二代”中为富不仁者固然有之，但富而仁者，同样不乏其人，如包拯便是望族出身。

　　出身贫寒的人，往往更难控制人性中对金钱的渴望。我们歌唱“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但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田舍郞一登天子堂便是十官九贪。历史上著名的巨贪中，如严嵩和坤等多为贫寒出身，而且手段极其恶劣。放眼中国的历史，在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中存在着一条铁律，越是出身微寒的开国皇帝，排斥异己屠杀功臣越酷烈；而贵族出身的开国皇帝，往往能在治国安民与怀柔异己之间求得平衡，政治往往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擅板共金樽。”这种贵族精神，需要一种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生活态度；出身微寒的人为改善生活而向上打拼，往往难以做到。

　　在政治领域，“世袭”现象不论是中国和外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为什么中国的“官二代从政”现象格外招人眼红呢？当然，“官二代”的种种特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

　　首先，中西方“权力”观不同导致了公平观的差异。在西方人的视野里，“权力”与“义务”是对等的。所以任何“权力”都是有边界的。最终，在契约精神与民主制度的约束下，“权力”被关进了笼子。因此西方人对公平的着眼更集中于对规则的尊重，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也不过只是个职业而已；而在中国“权力”几乎不受约束，因此中国人所追求的“公平”只能集中于当权者的选拔过程，寄希望能选出个“好人”当官，而对于如何约束权力，中国没有很好的办法.

　　其次，政官不分的制度存在很大弊病。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政客与官僚之间是两个有区别的群体。政客多集中于议会，政府首脑及内阁成员，这些人多由选举产生，他们属于职业政治家，而官僚也就是公务员，承担政府的日常事务，并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西方的公务员本质上属于国家雇员，多由考试录用，其选拔方式，升迁路径与政客皆有不同。因此，在西方社会，政界与官界之间尽管关系紧密，还是存在一定区隔，政界虽然也存在着兄弟议员、父子总统等现象，但百姓与政府打交道，多经由公务员之手，政界人士的日常工作并不直接接触百姓，百姓眼不见心不烦，也就没有被“堵路”之感。

　　中国虽然也有公务员制度，但中国的政官两界没有区别，所有的官员同时也都是大大小小的政客，因此“世袭”之风贯通上下。百姓放眼周围，“世袭”现象到处都是，于是顿感问题严重。而本应该属于公仆性质的公务员日益政客化，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服务质量，也加剧了百姓的不满。

　　“官二代”现象本身并不可怕，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家族与学术世家一样，其出现有着某种必然性 ，守法而又受过良好训练的“官二代”合法从政，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提升执政能力。从长远来说，批评“官二代”从政，不如考虑一下如何将权力本身关进“笼子”；就眼前而言，要减轻人们对“官二代从政”的仇视，发挥“官二代”的积极作用，控制其消极的一面，尽快建立一个敬业的、职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把政官两界适当区别开是真正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