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民间投资家和我见面时，说了几个他最近的投资构想。他每说一个，我都摇头说：不好，不好。后来投资家有些不快了，说过去20年里，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几乎白手起家赚了几十亿，你怎么能都说不好呢？我答道：因为时代不同了。你所有想法都有一个类似的核心，就是通过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以小博大，实现超额利润。但现在是一个“道路自信”的时代，你那套已经玩不转了。

　　所谓“道路自信”，说穿了就是权力集团的日益自信。回首20 年前，中国的权力阶层，对社会转型是有一定的疑虑和恐惧的。这才会有“姓社姓资”的内部争论，才会发生邓小平南下讲话艰难推动改革的一幕历史。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懂何为市场，不知道什么是现代企业管理，对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等更是一头雾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每推出一项改革，政府集团都不得不把很多工作“外包”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资本留下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在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那几年，两类人最容易攫取这种改革红利：一类是撑死不怕胆大的草莽英雄，另一类是喝过洋墨水或者坐过洋办公室的海归。他们分别为统治集团提供“勇气”和“知识”的外包服务，打前阵，当改革先锋，去做那些当权者们不敢做或者不懂得怎样去做的事情。作为奖赏，当权者默许他们从中谋取巨大的、甚至是灰色地带的红利。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连赖昌星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莽汉，只靠在香港注册一个皮包公司镀了点假金，回头就能呼风唤雨，和许多高官深有交往。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第一代民间富豪的“原罪”，其实不算什么罪，就是民间资本和权力阶层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罢了。

　　但是权力阶层毕竟把持着各种渠道的入口，很快就看清了形势，发现原来市场并不可怕，金钱并不腐蚀权力系统相反是权力系统维持稳定的巨大资源。于是，权力系统开始侵入现代商业的各个前沿行列。上个星期，我曾以刚宣布离任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为例，讲解这个现象。政府公务员出身的马蔚华大学学的是计划经济专业，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同银行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基本无关，大部分时间是做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贵鲜的秘书。1988年，李贵鲜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得以随调到北京，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空降到了中国银行业的核心部门，1992年又调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虽然进了银行界，但还是公务员身份。然而，到1999年，这位政府高官一个移形换位，便成为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的掌门人了。

　　让人不得不承认的是，从来没有在海外留学，也没有在世界一流金融机构工作过的马蔚华，把招商银行建成了世界知名银行。马蔚华本人，也曾在采访时不无夸耀地提到，自己和许多全球顶级的银行家都是私人朋友，其中包括花旗银行的三任CEO，以及摩根大通的两任CEO，等等。其实岂止马蔚华，如今中国所有大银行大国企，哪个不是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名录里赫然居之？又有哪个不是经常和老牌市场经济国家那些MBA墨水喝出来、市场竞争拼出来的世界顶级企业家和经理人们平起平坐，把酒言欢？

　　所谓“道路自信”就是：今天中国的权力阶层，对现代社会所需的商业、金融和技术知识技能日益谙熟，对掌控未来社会走向已经充满信心。他们认为，中学为体，西学可以为用。学习了先进知识的北洋水师已经不亚于国际一流舰队，练辫子的神鞭剪掉辫子照样能把洋枪玩成绝活。你说，这道路能不自信吗？

　　在这种信念下，权力阶层已经不太需要民间资本来充当改革先锋的角色。在最有可能获得改革红利的一些领域，国家队都捷足先登。所谓官商勾结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今天中国的政商关系中，政府已经全面充当着强势的领舞角色。所以才有国进民退的说法，才有福布斯富豪榜成为落马榜的现象。如果民间资本识时务，他们应该主动喊出“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的，国家可以随时拿走”，那么或许还会被赐予一些周旋腾挪的商业空间。如果你还像我文章开头说的那位朋友一样，还在做着过去那种跟着政府走、借力打力的发大财梦想──我不能说你一定没有机会，但你不妨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