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共高层“智囊”、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日前来港论“中国政治改革”。他在会上透露，习李新政将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改革上有大胆举措。

　　“习李新政”才刚上路，下半年就有“大胆举措”，这体现了新一届中国高层领导锐意改革的精神确实非常强烈。然而，应该看到，目前中国民众舆论对于更深入、更“大胆”的改革举措，仍然说不上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特别表现在或知改革“艰难”、不识改革“危难”。

　　对于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中国社会多少有所讨论，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如大家都认为“艰难”主要来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到“深入区”后对政治经济体制根本性难题的碰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易等。

　　但是，对于改革依然面临的巨大风险、若举措不当可能带来的严重“危难”局面，可以说人们和媒体舆论都还探讨得不够。甚至，越是认识到改革的“艰难”，大家越忽视改革的“危难”，因为，当人们把改革进展不如自己预期之快、之深、之广，简单地归结为既得利益阻挠等“艰难”因素，就会给党和政府寄予更高期盼，认为只要高层能够克服“畏难”情绪，拿出勇气魄力，改革就可以继续狂飙突进。

　　然而，古今中外众多的改革先例表明，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改革来说，成败关键往往并不在于高层缺乏面对艰难的勇气，而在于高层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危难局势估计不足、缺乏应对能力。

　　比如，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前苏联的改革无疑具有最典型的镜鉴意义。1980年代后期，苏联也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深深困境，各界对深化改革具有强烈愿望，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共高层为此推行了极其激进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艰难”肯定深有体会，但对改革的“危难”则明显缺乏认识，这表现在他认为政治改革的意义、构想和实行都是可以“简单地说明”的：“如果想简单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义，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

　　正因为把在苏联这样的大国中推行的改革简单地看成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治大国而不知烹小鲜，苏共政治局很快便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当时，整个政治局只有雷日科夫一人表态提示要慎重考量改革可能带来的“危难”：“如果要把全部权力都划归苏维埃的话，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历史已经证实了雷日科夫的预感。戈尔巴乔夫毫不“畏难”的推动了改革，却根本没有能力掌控改革后的复杂局势，苏联迅速走向崩溃，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

改革结果不如预期可能导致民怨沸腾

　　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不惧艰难的改革最终给国家带来深重危难的例子。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在克服重重艰难的情况下锐意推进的，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大，一度也使国家呈现许多新气象。然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不能不说，这与孝文帝对汉文化不分精华糟粕的“照搬”等激进改革举措有关。这些改革导致北魏拓跋族勇武质朴精神的丧失，军事力量被削弱，移植过来的门阀士族制度使得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种下国家覆亡的危难因子。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隐患。

　　当代中国的改革，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前苏联或者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少，而其“危难”风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民意反噬的风险。30多年来改革开放带来持续发展和巨大好处，使得人们普遍对改革具有越来越高的期待，“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大家都把改革看成是“红利”，却鲜有人敢说自己已经做好面对一旦国家改革失败的准备。一旦改革带来的结果不如预期，就可能导致民怨沸腾，特别是政治改革若释放了民粹情绪表达的恶魔，那么，打着“问责政府”、“问责执政党”的旗帜，在外国势力的渗透下，民意的分裂和乖戾就会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

　　国家失控的风险。雷日科夫对前苏联激进政治改革的担忧，对于今日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仍然是有强烈警示意义的。一方面，中国现行体制其实与前苏联有着本质差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治理能力和掌控能力也远胜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但毋庸讳言中国体制中仍然积淀着一些前苏联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例如地区差别之大、人均GDP之低、国民素质之不足等，比起前苏联来说更加突出。所以，改革若有闪失，中国完全有可能再度四分五裂。在军事保障能力、国土回旋余地等都远远不如俄罗斯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境地将悲惨得多。

　　滑入陷阱的风险。中国当前正在集中精力试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一个国家发展停滞、矛盾丛生、治理腐败等乱象，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中等收入”造成的，而仍然是由于政府治理举措的乏术。错误的改革本身就是陷阱，如日本当年的货币改革举措就使得它陷入了长时期的失落。

　　韩国和台湾地区是少数能够跃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地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所谓民主化改革都在经济社会有相当程度的发达之后，而拉美国家等众多踏入陷阱的国家则在经济尚未成熟时便提前摘下了民主化改革的果子。可见，改革时机、力度、方向的拿捏不准，就可能使国家滑入长期不振的陷阱。

　　凸显危难，并非是要危言耸听，更不是要否定改革攻坚克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是提醒人们必须为更深入的改革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比如，首先，要能够面对失败。一旦改革出现差错，整个社会仍然能不急不躁，不灰心丧志。其次，要能够包容改革。对于出现失误的改革者，社会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包容，不能因此追究清算。再次，要能同舟共济。

　　不管改革后面临何种复杂危难局面，全国上下都应该始终团结一致，相忍为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改革无论成败，局势都是可控的，中国还有机会。那么，试问，当前的中国媒体舆论、意见领袖们已经对此有足够的讨论了吗？社会大众又是否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客观上，当代中国改革在与腐败赛跑、在与时间赛跑，作出这样的判断并没有错。高层能够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体现出对国家命运和时代潮流的担当，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而且，中国改革已经有30多年的探索，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了强盛兴旺，改革的方向凝聚了共识，这些是防止风险的有利因素。但改革者仍然应该对改革的危难和艰难一样做好充分的评估，尤其重要的是要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充分发扬民主，善于说服和动员群众，让全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为改革营造更加积极稳妥的环境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