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官方改变了其以往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消极态度，显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表示要对TPP作综合评估，对参加TPP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同时，美国方面也似乎改变了以往不明确的态度，表示在一定的前提下欢迎中国加入TPP谈判。

　　如果中国开始TPP谈判，中美两国之间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说，中美两国目前这种态度的转变，无论对中美关系还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局势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TPP并非美国创始。甚至可以说，早期开始的时候，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贸易集团。但一旦美国加入，TPP就完全变了貌，演变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关键一步。而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然和中国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美两国在东盟的平衡局面，局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态势发展。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和东盟发展关系，并没有任何意图要排斥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各自在东盟区域和中国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形成了10+1机制。美国在东盟经济影响力的“消退”，主要还是美国本身的因素，而非中国或者其他因素。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霸权。这应当说是美国霸权的顶峰，其影响力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除了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美国竞争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所出现的巨大国际权力空间，而欧盟和美国同属西方阵营，并不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可惜的是，美国在成为唯一霸权之后，其权力缺失制约，开始犯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想“终结历史”，通过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从制度上确立美国一霸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武力开路，发动海湾战争，在南欧拓展民主空间。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又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全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面临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一心一意谋发展”。内部经济发展不仅为外资提供了投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开始“走出去”。亚洲尤其是东盟成为中国投资的其中一个重点。尽管美国在东盟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发展势头很难和中国相比。实际上，冷战之后，美国和东盟两者之间发展和深化关系，缺少实质性的动力。

　　1997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经济发展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但十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作为世界经济重心变成了现实。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第三，印度正在崛起，东盟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也非常好。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亚洲一直会维持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美国的战略西移。

　　美国“重返亚洲”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美国的确摆出了一种要“围堵”中国的姿态。在军事上，美国“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中国，本区域没有一个国家的军力，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更不用说是威胁了。日本、澳大利亚等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印度是准盟友。并且，美国为其军事“重返亚洲”论证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的亚洲安全问题。在经济层面，美国显然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

　　美国这样做，中国也是这样理解的。从一开始，中国方面的主流判断是：TPP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经济手段。TPP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类似于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既然TPP被视为是要“围堵 ”中国，很容易理解中国方面对TPP的忧虑，甚至“敌视”。

　　那为什么中美双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既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

　　就美国方面来说，在TPP问题上，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因为TPP针对中国，导致其战略意味过重。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任何贸易集团，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如果缺少了中国，其有效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再者，在亚洲区域，经济活动已经区域化，形成了亚洲生产链条。这里已经不存在“中国制造”的问题，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为亚洲各经济体所生产，中国只是最后的组装工厂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一个意在排斥中国的贸易集团如何可能？又会有什么的意义？

　　第二，也是因为战略意图过重，如果按照其原先的高标准，TPP实际上很难具有操作性。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体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差异实在太大，它们如何能够消化加入TPP的代价？就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主要是农业也困难重重。所有这些国家加入TPP的动机，主要是其所想象的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威胁”，因此其战略意义远远多于经济意义。

　　第三，TPP的高标准也意味着其过于理想化。如果实现，TPP将是人类经济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贸易集团。很多参与国必然要失去诸多方面的经济主权。所以，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所有这些经济体都不会（也不能）失去如此多的经济主权。很显然，在TPP的谈判中，各个经济体都在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的经济主权。

　　因此，很容易理解，自谈判开始之后，TPP的内容一直在变化。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如何，到目前为止，TPP就已经不再是原来设想的TPP了。要从理想转化成为可行性，参与TPP谈判的各国必然要做诸多的妥协，这就决定了TPP必然要降低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必然趋向务实。

　　同时，在这个期间，中国方面对TPP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胡锦涛后期，中国对美国提出了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试图走出传统上霸权竞争的大国关系模式，从而保证世界和平。习近平新领导层不仅接过了这一概念，而且一再加以强调。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显得自信心不足，美国及其盟友做什么，都被有关方面视为是针对中国的“阴谋”。现在，新领导层决意要改变这种缺少自信的局面。对TPP态度的急剧变化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形式之一。

　　再者，经过了一段时间，中国也已经意识到，针对TPP，中国是可以沉着应对，实在没有必要感到惊慌。这主要是因为前面所讨论的，在TPP作为一种理想和TPP最终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者说，中国意识到，TPP是一种动态，它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来实现。说到底，即使TPP最终产生了，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当初美国所设想的“围堵”中国的目标。所以，中国不用怕。

　　参与TPP才会具有话语权

　　中国更意识到，正因为TPP是个动态过程，中国可以也必须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去。参与进去了，才不会被孤立，才会具有话语权。经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加入这个组织后的经验，中国对此应当感到充分的自信。

　　实际上，中国变得不怕TPP，其本身也是有底线的。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尽管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达到中速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国，并且也有望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如果有意愿，中国自己也可以组织自己的贸易集团来抗衡美国的TPP集团。

　　但即使是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另外一个贸易集团，双方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方的巨大市场，两大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仍然会继续，甚至会增加。就是说，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对这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深刻的认识。

　　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是国际和平的重要保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各国之间很难再采用冷战时期所使用的“遏制”和“围堵”战略。政治人物因为各种因素会诉诸于冷战的方法，但现实已经变化，冷战方法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中国今天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实际上，自从30多年前中国打开自己的大门，参与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去开始，这种大国关系已经在成型了。

　　很显然，近30多年来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和传统贸易方式全然不同的国际和区域经济秩序。在一战和二战之前，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人们所生产的可以称之为“主权产品”，国家间的贸易就是“我生产的产品和你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贸易对国家间冲突的制约非常有限。但现在的局面是互相依赖，“我生产的产品中有你的利益，你生产的产品中有我的利益”。这种格局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主权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消失。一旦两个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冲突，双方都会成为牺牲品。

　　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两大国和平共处共赢，这种互相依赖关系无疑在促成这样一种共赢关系的实现。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关系是其改革开放、加入现存世界秩序的自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到美国和西方所领导的大多数组织中，这使得中国成为这些组织的一部分，西方难以孤立中国，中国也难以脱离西方。这种关系是参与式的关系，就是说中美两国都在参与对方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形成表明冷战已经不可能。

　　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实。这种现实要求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要放弃冷战思维，根据现实调整两国关系。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存关系，驱动着两国对TPP态度的变化，也会引导它们今后关系的发展。政治因素不时会影响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如果双方不能在经济关系和政治需要上做到平衡，就不仅会损害他国的利益，更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利益会引导中美两国做出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