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不成熟小鹰”时代的第一次安倍内阁，或者今天给人有张牙舞爪形象的第二次安倍内阁，其治国的首要目标都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告别“战后体制”，修改“万恶之源”的“和平宪法”。

　　从2006年至2012年这短短的六年之间，日本先后换了六个首相，前三个出自“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即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后三名来自有“亚流自民党”之称的民主党（先后出场人物为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可以说，两党平分秋色，各自独领三年风骚。

　　有趣的是，在六名颇有个性的总理大臣如走马灯式粉墨登场之后，政权又回归到2007年弃甲而逃，被当年的日本媒体一致抨击为史无前例的“不负责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手中。而尤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名一度被认为“不合格的首相”，及其搭档麻生太郎（曾被日本媒体讥为“百年一现的无能首相”）组成的新内阁人气正在上升不降。

　　怎样解读“官二代”、“官几代”日本政客重返权力中枢的现象？如何看待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政坛及日本政治、外交今后的走向？不少日本观察者对此感到困惑。

“豹变”与“两面派”是假象

　　对于安倍的重掌政权，有人也许存有一些期待，认为日本政客在上台前和上台后往往会有两张脸孔。理由之一是2006年9月安倍上台后曾有“豹变”的记录，并有“破冰之旅”的“壮举”；理由之二是出自实际利益的需要，安倍在上台后未必会履行上台前为迎合选民而提出的诸多激进鹰派政策。于是乎，有论者把安倍定位为“两面派人物”。

　　针对这两种观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六、七年来（确切地说，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总保守化”以来）日本政坛的走向，及认真分析日本当权者的内外战略及其舆论导向，不难发现所谓“豹变”和“两面派”的标签，并不适用于安倍之流的鹰派头面人物。

　　对于中日领导人互访的“破冰之旅”（2006年）、“融冰之旅”（2007年）、“迎春之旅”（2007年）和“暖春之旅”（2008年），北京也许存有较高的期待，但从日本官方的表态和日本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谁都能一目了然，东京从一开始就将之定位为“权宜之计”与“演出”（即外交秀）。也许说得再清楚也不过的是安倍本人。他在下台后及重返首相府后的多次谈话中，就对当年担任首相期间（因任期太短）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感到“痛恨至极”。

　　换句话说，他当年的表示“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参拜）”，纯粹是为了忽悠对方而耍弄的模糊牌。在他看来，将他当时的作秀形容为“豹变”，或将他定位为“两面派”人物，真是“冤枉之至”。

否定史实　营造修宪舆论

　　实际上，不论是“不成熟小鹰”时代的第一次安倍内阁，或者今天给人有张牙舞爪形象的第二次安倍内阁，其治国的首要目标都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告别“战后体制”，修改“万恶之源”的“和平宪法”。

　　从这角度来看，安倍意图否定“村山谈话”（1995年）、“河野谈话”（1993年）与“宫泽谈话”（1982年），正如历届保守政权力图篡改教科书和伺机参拜靖国神社一般，归根结底都是在为修宪目标营造有利空气。它们是当局激发狭隘爱国主义与诱导修宪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解了这一重大背景，我们再回头看日本保守政客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各种激进言论，就不会将之简单地解读为“迎合选民”、旨在捞取选票的策略。恰恰相反，日本选民对宪法态度（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拥护和平宪法的声势还占日本社会主流）之所以有了极大的改变，正是日本鹰派政客与主流大众传媒长期以来携手合作、不懈努力的结果。

村山缘何被捧为“名宰相”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55年体制”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已逐步丧失了牵制“修宪”的政治力量。最具象征性的是，被“平成妖怪”中曾根康弘形容为“修宪最大障碍物”的日本社会党已经消亡。自民党前重要鹰派人物，也是后来的“迷你”右派政党国民新党前代表龟井静香当年之所以称赞村山为“吉田茂以来的名宰相”，原因就是后者在担任首相期间，把社会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护宪家传法宝卖得一干二净。 

　　同样地，继80年代时任首相中曾根倡议“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而于90年代提出“普通国家论”的小泽一郎，之所以神通广大，拥有超人的“集金术”，并被认为是2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日本政坛人物，也与其主导“政界重组”，积极推动修宪的政治路线不无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日安倍快马加鞭地推行其“告别战后体制”的政策，实际上只是中曾根和小泽修宪路线的继承与延伸，彼此之间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

反对修改96条≠反对修宪

　　位居权力中枢的中曾根、小泽和安倍的宪法观如此，在今日的日本政坛，是否还存有否定和阻止修宪派的政治力量呢？

　　应该这么说，“杂音”是存在的，但已不足以扭转“修宪”主流派营造的势在必得的局面。理由是：一、“和平宪法”早已被抽筋去骨，当前日本国内有关宪政的主要论争已不在于是否要修改，而是何时与如何修改；二、对于安倍来说，他此次卷土重来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履行第一次内阁时期未完成的“修宪大业”。

　　因为如此，他比谁都急于要在短期间内名副其实地达到“修宪”的目标。先修改宪法第96条，放低修宪的门槛（即从原来要在众参议院各获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改为只需二分之一票数通过），无疑正是安倍冀图尽速抢功，从而建立以他为中心的长期保守政权的重要法宝。

“创宪”“加宪”无异于修宪

　　对于安倍如此这般的如意算盘，出自各种切身利益的考量或者基于“程序不当”、“欠缺慎重思考”等名目和理由，日本保守阵营内部也时有不同的声音传出。但将这些不赞同乃至反对修改第96条的声音，简单地划入反对修宪者的行列，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两者并不能划等号。这是人们在阅读某些爱好“报喜不报忧”的新闻和文章时，不能不留意之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环顾今日日本政坛，哪怕是在自民党及其盟友7月夺回参议院阵地之前，日本修宪派早已在国会位居主流（尽管保守阵营内部的利害关系还有待调整）。理由很简单，第一大党自民党是修宪派，有“第二自民党”之称的最大反对党民主党也是如假包换的修宪派。

　　针对修宪派的民主党，日本媒体曾一度刻意夸大其内部一部分源自旧社会党的“反对杂音”。殊不知这些旧社会党出身的民主党人原本就是旧社会党党内最亲“修宪派”的分子。他们最初之所以故弄玄虚，扭扭捏捏地表示要“创宪”，不敢正面高举修宪旗号，一来是为了“面子”，二来是作为与党内其他派系讨价还价的砝码，突显本身的存在感。试想，如果不是修宪，哪能实现他们主张的“创宪”？“创宪论”者言不由衷的包装，可以说是不攻自破。

　　同样地，以“加宪”为旗号的执政党联盟成员公明党，也是不折不扣的修宪派政党。不修改宪法，何来“加宪”或“减宪”，其理至明。足见“公明党牵制论”之不靠谱与虚构性。

懒汉思维的“中日怪圈”论

　　厘清了20年来日本“总保守化”和当局积极准备“修宪”的主线，人们再回头看历届日本政府的“历史翻案风”（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和意图修改或收回原本就未被亚洲人全面认可的三大“谈话”等）及日本政客不惧孤立、越来越大胆否定史实的言行，就不会感到惊讶。

　　从这个角度来看，别说是前面提及的安倍“豹变”论、“两面派”论和“选民迎合”论不能成立，即使是旨在解读中日关系缘何日益紧张的“右翼绑架”论、“中国刺激”论、“文化差异”论、“认知偏差”论、“民族主义障碍物”论乃至思想懒汉虚构的“中日关系怪圈”论等，无一能经得起推敲和验证。

　　同样地，如果忽视上述日本急于一了百了摆脱“战后体制”（以战后和平宪法精神为主轴）的思潮与现实，空谈“对策”，既无法让日本摆脱孤立的境地，也无助于东亚局势的缓和。所谓“（日本）心态改变”论、“（双方）换位思考”论、“受害妄想”论、“大国心胸”论（或“大国自信”论）乃至“日本长期政权有利”论等，之所以缺乏说服力，道理就在这里.

“文化交流万能”论的陷阱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表面上看似乎公允的“对策”与论调，如“战后日本和平”论、“日本数十次道歉”论、“未来志向”论、“草根交流”论、“青少年交流”论和“文化交流”论等，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都是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标准产品。

　　特别是对于东京热心倡议的“文化交流”论，论者也许得对某些日本专家眼中的“文化交流”与“文化渗透”是否存在差异予以明确的辨析。

　　1972年，当中日恢复邦交时，一名日本老牌的“亚洲通”在预见中日两国角逐东南亚的问题时，就如此这般地比较日本与欧洲势力之消长：“尽管日本人在倭寇时代与最近的太平洋战争中，曾经两度尝试通过武力侵占东南亚，它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却可以说是丝毫也不存在。近代以来进入该地区的欧洲人，在通过武力进行统治之同时，也加紧文化渗透，因此尽管武力统治方面已经崩溃，它的文化影响力还会持续下去。”

　　为此，他还着重指出：“没有同时展开文化工作，便无法保持永久性的影响力——这便是历史的教训。”

　　足见在某些满脑袋子“战略”与“强弱论”的日本专家眼中，“文化交流”“文化工作”也者，充其量只是“保持永久性影响力”的手段。轻信“文化交流万能”论和迷信“跨文化传播至上”的论者，也许在此可以找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