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官场中“官二代”、“官三代”受到超常提拔的现象屡见不鲜，引发舆论强烈质疑。除多名现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中共元老子女外，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共前领导人的孙子不久前也被证实在官场上春风得意，而舆论曝光的地方官员子女进入“官场快车道”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舆论指“官二代”、“官三代”泛滥不仅堵塞了普通民众的上升空间，更加剧了社会不公和官民矛盾。

　　王长江在这篇题为《靠什么化解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的文章中说，社会质疑“官二代”受到任用，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关键是看其分配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而这些“官二代”接班的信息严重解构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王长江解释，所谓合法性，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套道理。这套道理，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起码要自圆其说。例如，在王朝统治下，完全可以强调世袭，而“在民主政治下，你要强调人民是权力的主人，那就真的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在选择掌权者，决定大事，能就那些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中共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中共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似乎很合逻辑、天经地义。但如果当年中共没有“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旗帜，老百姓当初不可能跟中共走。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共可以依据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跟共产党走翻了身”的逻辑，作为人民的领导者，用计划经济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法，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民如何当家做主”上来。

　　王长江指出，遗憾的是，中共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而且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中共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其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备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

　　他强调，对这种现状，采取维持的态度肯定是不行的。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须深化改革。

中共执政合法性依据存在深刻矛盾

　　至于如何改革，王长江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用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我们关于坚持和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但效果甚微，边际效用甚低，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在起着自我消解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个矛盾。”

　　作为中共体制内著名学者，王长江公开批评某些中共学者“千方百计论证民主的缺陷，论证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于国情不合，是误入歧途，并且试图以否定西方民主来导出中国可以不要民主的结论”。他指出：“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当初高举的大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党就等于从历史上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但如此，我们还会落得个不讲信用、背信弃义的骂名。”

　　王长江建议，中共须坚定高举民主的旗帜，“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中共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这样做虽然会让中共的活动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短时期内相当数量的中共官员会被贴上不信任的标签，但中共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至少比否定民主的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