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主体民族汉族是一个多神多教的民族。中国宗教史源远流长，多元起源，多样性互动，在发展不断整合成中轴信仰，又保持对各种信仰的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因中有革，神道与人道协调，信仰以道德为重，形成多元通和生态模式。它是世界三大宗教模式之一。（另两个模式：亚伯拉罕系三大一神教的一元分化模式和印度教多神一教的一元蝉变模式。）　　

　　几种误解和偏见

　　1、“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西方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中国只有迷信，没有宗教。即使是佛教、道教也是非典型性宗教。儒学则是世俗性学问。（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2、“中国宗教是个大杂烩”，是混合物，没有内在的一贯之道。（斯马特：《世界宗教》，第二版，中文版）

　　3、“儒学是中国的宗教。”中国是儒教的国家。韩、日和某些西方及中国人如是说。

　　产生误解和偏见的原因

　　1、以西方高度制度化的基督教为模式看中国宗教。其背后是单线进化论，认为基督教是人类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归宿，不承认宗教的多样性之间是平等的，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独特价值，认为多神多教混合并存是庞杂不精的表现。

　　2、用西方宗教学关于宗教的宽泛定义看中国宗教。如蒂利希用“终极关切”来定义宗教，把一切“穷根究底”和使人“安身立命”的学说皆视为宗教，那么儒学便被当成宗教。其实哲学也可以给人以信仰。宗教的特殊性在于崇信并依赖一个超自然超人间的“彼岸世界”。当然儒教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它是以宗教的形态出现的儒家，更易于凝聚族群，也便于与其他宗教平等对话。

　　3、忽视少数民族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中国民国时期一批大学者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科学取代、美育取代、伦理取代、哲学取代）。原因：一是科学主义作怪，二是只看汉族不看少数民族，三是汉族之中只看知识分子不看下层广大民众。

　　中国此前落后，自己研究不够，在国际宗教学学术界声音不大。因此，澄清误解和偏见，关键在于中国要在比较宗教学视野中加强对自己宗教的研究，贡献出高水平的成果。

　　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阶段

　　1、原始崇拜阶段

　　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天神崇拜。

　　龙凤文化是最伟大的成就。龙的形象以莾蛇和闪电为躯干原型，融进鳄蛟、豢豖以及马、鹿、虎、鹰等多种动物要素，形成神圣优美、多姿多彩、矫健生动、飞腾变化的艺术形象和行云施雨的神灵形象。

　　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神话）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传说），这是祖源认同上的文化整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正在形成中。

　　2、敬天尊祖的礼制宗教阶段（夏、商、周）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是至上神，众神之长，又是善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其一，有利于宗教道德功能的加强，其二，有利于中央政权的良性转移和在不同民族间转移。祭天以固君权，又限制君权。祭祖以固家族，又培育家族道德。祭社稷以示重农，加强对土地与五谷的感情。

　　宗法等级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三位一体。华夏与四夷一体多元，五方帝崇拜兴起（黄帝居中，太皞在东，少皞在西，颛顼在北，炎帝在南）。春秋战国诸子兴起，理性觉醒，礼崩乐坏，儒、道并盛。除法家外，诸子对宗教（时称神道）或则保留，或则温和，或则提升。儒学的宗教观：其一，“敬鬼神而远之”，其二，“神道设教”，其三，“报本返始”，其四“事死如生”。

　　3、儒学与礼教并行阶段（秦汉）

　　多民族统一国家正式形成，除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书同文”和中央集权及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起了重要作用。

　　思想文化方面，重建民族主体性文化，同时包容多样性文化。儒学成为官学，指导意识形态，礼制宗教重建郊社宗庙制度。祭政结合，祭族结合。道教兴起，佛教传入，用以弥补儒家重现实不重来世的不足。道教的神仙崇拜和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满足人们超脱生死、追求社会合理性的愿望。

　　中国有了统一的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同时具开放性。这个意义是伟大的，文化中华正式形成，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形成强劲文化纽带，儒学有重大历史功绩。

　　4、儒、佛、道三教会通与多教互动阶段（三国至清中叶）

　　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在制度层面、道德层面，儒家主导。“三纲五常”成为治国理世的基本原则。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掌握中央政权，都认同纲常名教，和敬天法祖，治国之道礼主刑辅，助之以佛教道教。三教合流形成文化三角间架，出现三个理论高峰（唐代禅学、宋明道学、金元内丹学），成为维系中华民族不散不离的主要精神纽带，形成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慈爱、贵和、尚德、忠恕。从此，中华民族虽有暂时的政治分裂，却无文化分裂，并用文化的力量推动政治统一。

　　伊斯兰教和平传入。基督教三次传入。摩尼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等，皆在中国有生存空间。国家要求各教必须拥护中央政权，遵守国法，同时有益于劝人为善、道德教化。北魏文成帝说：“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与此同时，各民族保有自己特色信仰与民俗。“修文德，来远人”，“齐其政不易其俗，修其教不变其宜。”于是形成民族地区伊斯兰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与儒学、汉传佛教、道教并存互融的局面。

　　中华文化在结构上呈：“一、二、三、多”的态势。“一”指以儒学为主干或底色。“二”指以儒道互补为基脉。“三”指以儒佛道三教为核心。“多”指兼容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三教合流经历了求同、会通、创新、扩散几个阶段，对各民族文化和外来宗教都有不同程度影响。

　　5、基督教流布与中西文化交汇阶段（清后期至民国）

　　西方强势文化进入，包括基督教、自由经济、现代宪政以及现代科技。几次大的冲击波：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布，辛亥革命后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传布，还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布。

　　儒、佛、道逐渐被边缘化。民国以后，科学与民主成为主流价值理念。儒学成为批判对象，宗教取代论流行。但在民间和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持着宗教传统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价值导向是社会主义。儒、佛、道进一步被边缘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化虚无主义走到极端，尔后拨乱返正。改革开放，中国人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信仰文化格局处在大变动、大调整之中，新的信仰文化生态正在重建，尚未完成。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的研究，可以增加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国情的认识，以史为鉴，丰富智慧，更好地面向未来。

　　中国宗教的特点：

　　多元通和生态模式

　　1、多神多教并存，而多样性中有主体性存焉

　　中国从源头上没有一神教传统，一神教都是外来的。不仅多神，而且多教，各种品类的宗教应有尽有，无一教坐大统制他教，成为“宗教联合国”。在制度化宗教存在的同时，大量民间性民俗性宗教存在。这种宗教的多样性适合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域的需要，给予民众以广大选择空间。同时有基础性（敬天法祖）和主导性（儒学）信仰，贯通各教，整合为一体。

　　2、宗教关系和谐是主旋律

　　没有宗教战争和宗教裁判所，没有对异端的残酷迫害。摩擦大致保持在思想言论层面。政治介入造成的暴力事件是暂时的，没有形成传统。宗教的温和主义与政府的温和主义是主流。宗教极端主义与战斗无神论皆不能流行。一神教进入后淡化了排它性，逐渐走上温和主义道路。

　　3、宗教信仰的“混血”现象普遍存在

　　一人可兼信几教。在民间是三教“混信”。寺庙同奉三教神像。三教共用同一殿堂。皆以为常态。影响所及，伊儒兼信者有之，基儒兼信者有之。乃至不信教者也混有多种宗教观念。这在一神教发达地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仅宗教之间分明，教派之间亦分明，可以改信，但不能混信。

　　4、神道依于人道，神权依于政权

　　神是善神，不是威神。爱人即是尊神，为民即是敬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人神相通：人皆可以成圣、成佛、成仙，而主要途径是净化心灵，行善积德。人文哲学与神道宗教互补，使哲学保留神圣性神秘性，使宗教保持人文理性，不易偏激。在政教关系上，是政主教辅型，君权至上，只有教臣，没有教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释道安）。三教与多教并奖，因俗而治。主流社会奉行温和主义、宽容态度。有僧官制度和管理机构，自东晋即有，专管僧事，但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宋有僧录司，元有宣政院，清有理藩院，民国有蒙藏委员会，兼管宗教与民族事务。但有时僧俗并用，相混生弊。

　　5、包纳和改铸外来宗教

　　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最为成功，一方面使佛教中国化；另一方面使中国思想文化丰富化。伊斯兰教在明清之际出现与儒学融合的高潮，四大回儒：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基督教的中国化较为曲折。当代基督教在本土化爱国运动中出现了吴耀宗、吴雷川、赵紫宸、丁光训等代表人物，他们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有许多成果，但社会影响不大。犹太教则消弥于无形。中国文化与外来宗教关系的基本走向：接纳而后转化，再综合创新。目前五大合法宗教，4个是外来的，可证中华信仰的包容性之大。

　　多元通和模式形成的原因

　　1、多民族迁徙、融合、混血，造成文化的混血与多样性。毛泽东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多民族混血成的”。（《论十大关系》）。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也存在混血现象。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费孝通）。

　　2、中原发达的农业文明形成安定求实的文化性格并对周边文明吸引。农业有周期性，要深耕细作，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要求社会稳定有序，追求安居乐业、乡里和睦。最忧虑战乱的破坏，而渴望和平。中原发达的农业文明对周边民族有强大吸引力。

　　3、长期的家族社会形成丰富的礼制道德文化与和平群居的智慧。冯友兰说：“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却也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譬如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则被看作是昆弟关系。”（《中国哲学简史》）这样的社会强调敬老爱幼、家道和顺，并视天下为一家。

　　4、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思想长期的教化熏陶，其仁和、慈让、尚德、重生的理念对中国人影响巨大，也影响了宗教文化。儒家讲仁爱忠恕之道，五常八德之教，和而不同之理，天下一家之心，天人一体之情。道家讲道法自然之道，柔慈俭让之教，重生贵养之理，有容乃大之心，性命双修之方。《易传》提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铸就了中华精神。冯友兰提出：“同不妨异，异无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多元通和模式的失衡与重建

　　1、古代史上的几次大的干扰和冲击

　　第一次，董仲舒提出“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第二次，南北朝至唐，发生“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第三次，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灭教方针，但未被采纳。第四次，清代乾隆及以后出现“文字狱”及对伊斯兰新教的镇压。

　　2、近现史上几次大的冲击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基督教帝国主义”，利用炮舰，迫签不平等条约，保护扩张性传教活动。于是激起反抗，教案屡屡发生。

　　第二次，“五四”以后的科学主义和宗教取代论。尤其是“打倒孔家店”，“汉字落后和取消”论，都对中华文化造成深层伤害。文化激进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不能批判地继承，更不会创造地转化，往往造成文化的断裂。

　　第三次，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破除迷信、取缔民间宗教。这是科学主义流行和过度政治化的结果。科学要宣传，民间团体要管理。但民众信仰只要不违背法律就不宜干预。否则会破坏宗教多元通和生态的基础，反而给外来基督教一神教的大规模传布提供了空间。

　　第四次，“文化大革命”要“消灭宗教”，使宗教转入地下。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严重破坏文化，却并未消灭宗教，而只造成宗教在后来的反弹。

　　宗教或被扭曲，或被边缘化，或转入地下，或比例失衡（如基督教过度发展）。

　　3、中国宗教生态多元通和模式的重生

　　第一，主流社会回归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性的温和的轨道。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上，提出“适应论”与“引导论”，“和谐论”与“发挥论”。

　　第二，宗教学研究日益深入和丰富。摈弃“残余论”，推出“文化论”。提倡文化包容与文明对话。

　　第三，宗教界进行中国特色神学建设，提倡宗教理性，反对极端主义。加强教风建设，积极服务社会。

　　第四，宗教生态失衡存在的问题：基督教过度发展，宗教极端主义存在，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二元存在，民间宗教处于灰色地带，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尚未很好落实，“非常态管理”所在多有。

　　第五，探索新时代宗教生态的重建之路已经开始。

　　国家管理宗教事务模式实现两和转变：由行政直接管理转变为依法间接管理，由防范型应急管理转变为服务型常态管理。探索宗教生态建设方略。如：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对民间宗教进行调查研究，重新认识，纳入管理视野。

　　4、在重建宗教生态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传统

　　第一，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良性模式，它是多民族共存共荣和多样性文化相依共处在宗教关系上的表现，最有益于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宗教冲突和宗教霸权使宗教异化，丧失劝善功能。

　　第二，宗教的多元通和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宗教问题上的长治久安之道。五大社群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都要走向和谐。

　　第三，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有益于“一国两制”，有益于两岸的和平统一，使宗教成为中华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和文化的纽带。

　　第四，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有益于推动宗教对话与构建和谐世界。只有宗教之间实现了和平，才有世界的和平。中国是世界的缩影，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会给世界以启示。三次佛教世界论坛和一次国际道德经论坛、一次国际道教论坛都证明中国宗教多元通和精神有益两岸四地的和谐，有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五，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主导性与广泛性、先进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牟钟鉴，山东烟台人，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1966年4月至1987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底至今，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学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宗教学会顾问、国际儒联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理论与佛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等。

　　牟钟鉴先生著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中国道教》、《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探索宗教》、《老子新说》、《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写）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