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央政府近日的一连串动作似乎否定了上述判断。从央行出手、高速公路规划扩容、农民工工作管理升格及棚户区改造加速等政策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似乎没有任何采取“休克疗法”的意向，而是坚持稳中求进，既稳增长、又调结构。
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困境，“砸碎”显然太过简单。就在市场猜想政府下一步举措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注意到，虽然会议肯定当前“形势总体平稳”，但“稳增长”、“促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等字眼开始重回正式表述中。
会议提出，要调整优化投资安排，压缩一般性投资，集中一部分资金重点加强对这些方面（如棚户区改造等）的支持，把钱用在“刀刃”上，引导、带动信贷和其他社会资金投入。
“这些要求强烈折射出中央对目前经济继续下滑的担忧，急望止住下滑态势。6月25日央行的公告也一改此前对过剩产能的严厉口吻，继续要求"从严控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贷款"的同时，加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不搞一刀切"，语气更为温和。”鲁政委分析，“所有这些，都表示在经历了6月20日银行间市场利率的暴风骤雨之后，政策部门在采取纠偏措施。”
虽然外界猜测经济可能在二季度出现下滑，但接近政府的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即便中国的GDP增速达到7%，中国的经济增速仍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上，这有助于确保改革的稳定性。
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
巴克莱报告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框架关键点有三个无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改革。巴克莱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但也可能会让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包括汇率在内的资产价格面临进一步下滑风险。
其推演显示，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短暂的“硬着陆”，季度经济增长率将降到3%，但之后经济将快速回升。
但从近期政府的政策来看，为迎接结构改革的到来，中国政府实际政策体现的稳妥程度似乎超过了外界想象。
新一届政府不断强调，“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城镇化发展涉及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投资保障，这实际上暗示中国未来投资在总量上稳健、在方向上调整的可能。
除了棚户区改造外，日前一些稳增长措施也接连出台。
6月20日，交通部正式公布《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根据规划，2030年国家高速公路网总规模约11.8万公里，这比起2004年《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2020年国家高速公路网的8.5万公里的目标大幅上调了3.3万公里。一般而言，目前东部地区建设一公里高速公路成本六七千万，西部地区可能高达1亿元，新增规划的高速公路不仅在投资上可以起到经济托底的作用，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其社会效应也十分显著。
6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同时撤销。国务院对农民工工作管理机构升格或许凸显了对当前经济放缓下就业的关注。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中国有26261万名农民工，其中35.7%从事制造业，18.4%从事建筑业，而这两大行业正是今年经济放缓中可能会受到冲击的行业。今年前5个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2.3%，但大多数行业主营业务利润增幅并不明显，利润变化可能会传递至人力成本管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出门成本较高，一个农民工若失业可能会在城市持续寻找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返乡，所以就业相对于经济放缓是滞后的指标。国家上半年升格农民工管理工作或许对就业情况作提早预防。
另外，发改委日前出台《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若干政策的意见》，通过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带动产业转移，也被外界认为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措施之一。
尽管海外对于“克强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猜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不会停滞。
前述国务院会议也强调，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这可能才是“克强经济学”的核心要点之一。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李克强的底线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所有人的话题。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创13年来的新低，至今尚未出现任何好转迹象。但总理李克强似乎认为，这一趋势实际对经济发展有利，因为它能刺激中国推进结构改革，实现确保GDP平衡稳定增长的长远目标。
各界近来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评估充满了悲观情绪。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从8.4%调降至7.7%。此外，最新公布的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各银行5月信贷总额仅增加了6660亿人民币（约合1080亿美元）——较之去年同期出现了约1350亿人民币的降幅。
但单纯提高信贷额度恐怕无济于事。鉴于2008年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已经使中国未偿还贷款接近GDP的两倍，新增贷款主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用于偿还旧账。因此，未偿还贷款余额并未上升，恐怕更值得关注。
近年来，对房地产行业管制从严及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8年以前的年均超过25%，下降到今天的20%左右。此外，中国欠发达的东部地区，增速为全国平均增速的一半不到。结果导致占中国GDP近半壁江山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从繁荣期20%的平均增速，下降到2010至2012年的不到10%和今年一季度的7.8%。
因此，恢复中国GDP增长的关键，是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至少回到25%的水平。新一轮刺激政策能即刻调动中国的过剩产能和未充分利用的经费（比方说已经完工的不动产资产），重现年度GDP9%的增速。
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愿不愿启动新一轮增长刺激计划，取决于李能容忍GDP增速下滑到何种程度。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会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有些经济学家预测，除非GDP增速滑落到7%以下，李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于6月初通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确保结构改革支持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主动将经济增长目标调降至7.5%，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克强尚未采取刺激措施。鉴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已经在推行上述改革，后因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被迫推出4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而中断，习近平的讲话表明，新一届政府将力求恢复2008年前的经济基本面。
2005年曾经出现人民币升值势头，东亚其他快速增长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货币升值可以刺激政府和企业推行结构改革和产业升级。但官方固定资产投资随后的大幅增加（仅2009年一年增幅就达到32%），延缓了结构改革的步伐，导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问题。
无论多么痛苦，政府现在必须消除2008至2010年因刺激计划导致的过度投资。这意味着在允许经济持续放缓的同时，保持宏观政策面相对偏紧，从而迫使地方政府及企业部门找到新的增长点。
外来冲击和内在的工资上涨压力，可以对政府和企业推行结构改革构成有力的刺激。比方说，人民币升值从2004年起，就开始影响以出口为主的中国沿海地区。在经济放缓导致众多厂商加速向内陆省份或邻近国家搬迁时，沿海地区开始呼吁扩大开放、深化结构改革和产业升级。
李克强仅容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放缓，是因为GDP增长低于8%不仅无助于完成结构改革，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并损害中国经济。而如果就业压力达到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严重程度，则经济持续放缓无疑会引发政府干预。
但10年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已经使就业压力显著下降，各行各业的工资上涨就可以印证上述趋势。当前环境非常有利于建设更强大、更稳定的经济。这符合李克强的希望，也符合中国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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