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话题，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陈志武教授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人之所以勤劳却不富有，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资本不足或制度成本太高；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在高制度成本或低制度资本下，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陈志武教授将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追溯到制度成本，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制度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机制来影响勤劳人致富的。而且将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归结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也有待讨论。我谨在陈教授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就这一话题做些分析，主要想解释一下制度通过何种途径和机制影响了勤劳人致富，并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引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我们先来从逻辑上分析一下勤劳与富有的关系。两个人力资本大致相同的人，在相同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约束条件下，一般说来较勤劳的那个人肯定更富有，即勤劳与富有是成正比的。如果出现较勤劳的那位反而不富有的情况，那一般是由如下三种原因（一部分或全部）造成的：一是较勤劳的那位处于不利的制度条件下，即拥有的制度资本少或制度成本多；二是较勤劳的那位处于较差的技术条件下；三是较勤劳的那位资本（包括资金、土地和装备等）较少。

    比如，同一位劳工以同样的勤劳程度工作，在中国只能得到2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在美国则可以得到20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其原因是美国的制度资本多或制度成本少，美国的整体技术水平高（导致劳工工作的技术条件好），以及美国的人均资本多。这三方面因素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导致美国劳工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高，因而收入也高。当然，美国劳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中国高10倍，因为其物价和生活成本较中国高。

    由此可见，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的制度资本较少或制度成本较多；二是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国民工作的技术条件较差；三是中国国民的人均资本较少；四是中国国民的人均人力资本较少。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只是导致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追根溯源，技术水平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都可以追溯到制度。

    还有一种更简明的分析思路是，斯密、杨格和杨小凯等人强调的“制度-分工-经济发展或财富创造”。在不考虑收入分配或假定收入分配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或国家之所以收入水平高或富有是因为其生产率水平高，而生产率水平高是因为其专业化分工水平高，专业化分工水平高是因为其市场交易制度发达。或者反过来说，市场交易制度发达降低了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的主要表现），交易成本降低提高了分工效率，分工效率提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则收入水平提高。因此，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根源是市场交易制度不发达和专业化分工水平低。前述技术水平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确实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考虑收入分配制度，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人很富有，还有一部分人很贫穷。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勤劳和创造性劳动合理合法致富的，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不是通过勤劳致富的，还是很多人则很勤劳但不富有。其中的原因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部分处于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利用收入分配制度和财政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巨额国有资产，或转移了他人财富。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则不仅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还被处于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以种种名目卷走。

    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提高了制度资本或降低了制度成本。陈志武教授站在美国角度看中国，得出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我们站在中国角度看中国，则得出正是制度资本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大幅度提高，才导致中国人不再“出工不出力”，愿意勤奋工作以求致富。也就是说，不是勤奋工作去弥补制度资本不足，而是制度资本增加或制度成本降低才导致人们愿意勤奋工作。当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确实必须通过制度的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长久地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在低收入水平上的超负荷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