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不过这种东西正在变少，在美国尤其如此。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去年出版的新书，一开场白就列下不少钱在过去不能，今天却买得到之事：
 在加州等地方的非暴力受刑人，花钱升级可以到较安静干净的囚室，价格是每晚82美元（103新元，下同）；企业可以为公共设施冠名；在日常生活中，钱也用来买“插队权”，连情感的表达都能交易，例如你受邀为好友的婚礼致辞，但你语言干瘪，如今能上网定制个现成的，自己不用伤脑筋。
 钱这么有用，那钱不够用怎么办？现在的赚钱新方也很多。有人把额头上的空间出租做广告；有人当雇佣兵；在美国200多所参加一项实验激励计划的学校学生，可以读书换钱，且视乎各校规定，学生测验成绩好可得50美元，或读一本书得2美元。
 类似例子还有许多。但桑德尔不是理财大师，恰恰相反，他是对市场逻辑无限扩张的明确反对者。
近期买到桑德尔的这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感觉书中的例子让人咋舌而不安。市场诚然是配置资源的高效途径，然而当一切皆商品，效率成为社会最高追求时，责任、义务、人权也就成为一种价格，道德与是非会遭到腐蚀。用金钱做饵来诱导小孩读书，出发点是好的，但这会使他们明白阅读的意义吗？
 此外，当市场经济实际上演变成了市场社会，有钱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距离也越来越远。
桑德尔早年因哈佛“正义”课爆红，这部《钱买不到的东西》延续他一贯关心的主题。平心而论，对于怎么给市场设定边界的问题，桑德尔没有答案，对更尖锐的政治性问题更是悄悄放过，例如他就略去了美国大众传媒异化和媚俗化的问题。不过，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再次凸显后次贷危机时代，美国知识界对“市场主义”进行的批判与反思。桑德尔是用正义的角度破题，同一队伍的还有许多大师级经济学人，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鲁曼（Paul Krugman），拉格拉姆·拉扬（Raghuram Rajan）等。
 他们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无独有偶，他们对美国以至世界经济问题的分析，都浓重地涉及到了三个字——不平等。快速扩大的不平等，历史高位的不平等，因为权贵资本主义和寻租造成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结果是抑制了需求与真正的创新动力，拖慢了发展。
 数字显示，美国最顶端1%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上升到目前的20%以上，这些故事近年说得很多，一些美国人开始将“平等”看得比“发展”重要，于是促成了民主党总统的连任。不过，更多迹象显示，美国“市场专政”文化根深蒂固，而且尽管闹出这么大的危机，美国的金融机制没有改革，华尔街的特权利益结构岿然不动。
 从亚洲的角度看，亚洲过去二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以及近10年不平等快速上涨，亚洲的得与失，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学习美国以及美式“市场专政”的结果。
这就带我们到另外一个问题：美式发展道路显现了弊端，那些曾经仰赖美国给予创新灵感，或者是因全球化被“美国化”的新兴经济体，有没有能力从自身的思想资源中，找到另外的发展道路？
 我看到新加坡，精英主义与对效率的追求走到今天，贫富差距扩大，原来社会主义色彩的隐形“社会契约”受到冲击。而新加坡面对的尴尬是：人民愿意为平等牺牲多少经济增长，社会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与公开讨论，既缺乏习惯，更没有承担决定后果的实际经验。
 在庞大的中国，问题则更为复杂许多。
桑德尔曾在一次访问中说，对他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接受度最低的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换言之，中美都是市场主义异常高涨的两个国家。从落后与匮乏的计划经济走出来，中国至今都需要多方面的深入改革，但由于国内不同群体对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歧见，一些人曾经期待以经改替代政改，并助推了市场逻辑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过度扩张。结果，由于握权者不放弃对关键资源的掌控，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平民最终面对的是两种强权与垄断——经济与政治上的强权与垄断。
美国的“市场专政”造成了不平等高涨与经济危机，但是美国的选举制度，使当政者至少拥有法理上的广泛代表性。而在中国，当它在为经济发展寻找新路时，它的制度又不断受质疑、社会不稳定风险还在上涨。
 
在美国实力相对下滑时，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重要的力量与灵感的来源。过度的“市场主义”应该调整，政治上中国领导人也表明不走西方道路，但是实现远景的具体道路是什么？左看右看，在当前政坛与学界，新思路都是十分匮乏的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