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Detroit）于当地时间7月18日申请破产，由于底特律的债务非常庞大，目前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预料会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仔细分析底特律曾经的辉煌到现在的破产路径和原因，将

　　给中国目前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有很大的警示，中国必须借鉴底特律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走城镇化的弯路。

　　底特律于1701年由法国人建立，初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争洗礼。由于占据五大湖水路的战略地位，底特律逐渐成为了一个交通枢纽。随着航运、造船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起，底特律自1830年代起才开始稳步成长，到1896年，亨利·福特在麦克大道租用的厂房里制造出了他的第一辆汽车，成为了底特律崛起的标志点。1908年，福特T型车（Ford Model T，俗称Tin Lizzie或Flivver）投放市场，在福特与其他汽车先驱者威廉·杜兰特、约翰·弗朗西斯·道奇和霍勒斯·埃尔金·道奇兄弟、沃尔特·克莱斯勒等的共同努力下，底特律慢慢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市内有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和阿美利加这四家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公司的总部及其所属企业。

　　汽车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部的大量居民，使得底特律的人口数量在20世纪上半叶急剧增长。到1950年底特律达成人口峰值185万人，一度成为了美国第四大城市，这也是底特律最辉煌之刻。但随后底特律开始走下坡路，到2010年底特律只有71万人，60%的人口向外迁徙离开了底特律，人口规模只排名美国城市18位，出现了大量荒废的建筑和较高的失业率，税收下降，收不抵支，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美国最大城市破产案的发生。

　　造成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随着日本汽车业的崛起、石油危机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一方面导致底特律的汽车业所占市场份额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开始在全球尤其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兴建汽车厂，这直接推动了底特律汽车产业就业岗位和提供税收的能力在急速下降。在加上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让底特律的汽车业雪上加霜，遭受沉重打击，三大汽车公司大量裁员，导致城市的经济更加恶化。而在这过程中，底特律也想改变过于依赖汽车业的局面，力图实现转型，但其并没有匹兹堡那种把握机会的能力，最终转型不成功，被汽车业活活拖死。

　　底特律的人口向外迁徙首先是和汽车业萎缩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有关；其次由于民权运动引发的种族紧张局势以及该市发生的极具破坏力的骚乱，使得白人和中产阶级流向郊外，减少了城市的税收基础。人口向外迁徙让底特律成为美国过去60多年中城市人口削减最多的城市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率也将越来越高

　　举一反三，从底特律短短的六十年之间人口迁徙出去60%以上，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美国的人口迁移率。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人口迁移报告显示，2006至2010年间，美国五年人口迁移率约为35%，全美境内共有4730万人一年内曾搬家，其中1730万人是跨境搬迁。在迁移的人口中，大部分会留在原县区——美国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区（61%，历史最高点）。同时，在不同州之间迁移的美国人占16%，在一个州不同县区间迁移的占19%。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的人口迁移率尽管对比以前有所下降，但整体上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受产业、收入、环境、公共服务等各种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加上制度上日益鼓励人口自由迁徙、城市间产业、人口争斗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口迁移率将越来越高。中国在2000年到201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45%、37%、29%、27%。这几年北京和上海一年新吸纳的常住人口都接近60万人口左右，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城市的市区人口规模。而在表现人口迁徙最主体的是农民工上，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分布最集中的是地级市，占33.9%；次之是县级市，占23.7%；第三是省会城市，占20.5%；第四是直辖市，占10.3%；建制镇最少，占8.9%。

　　与2009年相比，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县级市的农民工比率分别上升了1.2、0.7和5.2个百分点，在地级市的农民工比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在建制镇的农民工比率下降了4.9个百分点，这都可见中国人口迁徙力度在加大，而且向大城市聚焦的趋势很明显。

　　从底特律从辉煌到衰败的历程和原因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要想得到发展产业和人口聚焦能力是至关重要。这对于目前正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上的中国需要好好的借鉴，尤其要对因为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日益走高，最终导致的人口再分布要有更精细化的预估。

　　当前，由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的主导，绝大部分中国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强的梦，都想做加法，即使是一些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建制镇都想扩张规模。但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中国未来的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同时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也就是意味着，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产业进一步聚焦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是会出现减少；即使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中小同级别的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焦、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城市必须要考虑未来是要做减法的。

　　实质上，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是缺钱的，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率日益提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可能触及到安全线。尽管中国城市政府因为预算法规定不许负债，所以暗渡陈仓搞城市投融资平台来负债，主要是投入到城市的基础设施领域中。这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高负债率出发点是源于想做加法，如果底特律的破产能让中国地方政府意识到在城镇化过程人口迁移可能需要做减法，那么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就必须对自身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这种因地制宜，根据人口迁移来调整城镇化战略，必定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也会让中国的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避免出现大量的投资浪费和空城、鬼城的出现。

　　当然，要想让中国地方城市政府进行这种调整，中国中央政府要通过底特律破产这一惨痛现实，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通过制度改革，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避免地方政府过于主导经济造成不顾规律的盲目造城；要通过制度改革，让地方政府改变追求大的基本思路走向追求精的思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才有可能得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侨报评论：从底特律到神木再到神州

　　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尽管次日申请被驳回，这个曾经200万人口，当前70万人口的底特律的破产案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破产保护申请案。城市的破产，意味着治理者们的失败，市民所需的公共服务

　　没有什么比一座城市的破产能让施政者们备感耻辱的事了。就在本周四，密歇根州州长黯然神伤的宣布，州府下属的底特律市，这个昔日的汽车之城、

　　水平势必下降，民众生活雪上加霜。在中国大举城镇化的今天，底特律的衰落史，为所有人带来警示。

　　底特律的破产保护申请，简单的说，就是政府没钱还债了。微薄的财政收入，无法支付庞大的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负担，更无法偿付约为200亿的巨额政府债务。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底特律的窘境，令人想起近日发生在中国的一桩政府危机事件。

　　在以煤炭资源起家、免费医疗闻名的陕西神木，近日传言该县县委书记即将调任，引发当地民众在县政府聚集。因为该县财政收入下滑，民众担心县官调任，免费医疗、过往政策不可为继。由此可见，如果政府经营不善，没钱提供曾经的保障，就要出事的，无论是谁。

　　造成底特律长达60年的衰落最终提出破产保护申请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当属城市发展模式的失败。底特律近期的名贯中国，还在于一元钱买房的噱头。在底特律市中心，治安不靖，社区凋敝，如同“鬼城”。工业化城市的外壳包裹下却是虚空，当汽车产业不能拉动其城市发展时，底特律失去了方向感，找不到支撑经济的支柱。

　　中国的“鬼城”也是如此。如依赖能源发展的鄂尔多斯，建高楼、炒房产，在昔日的土气之上，逐渐建起城市化的模样，可是楼市崩盘、经济发展停滞，最终使鄂尔多斯洋气的外表逐渐空洞，沦为“空城”、“鬼城”。因此，主导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施政者们应当思考，什么才是城市。

　　底特律的衰落与糟糕的地方政治紧密相关。从执政20年该市首位黑人市长科尔曼·扬治下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到2002年上台的市长吉尔帕特里克大肆举债搞城区改造加重危机，主政者们“肮脏的政治”助推了衰败，加速了衰亡。

　　而在中国，地方政治状况同样决定着城市的兴衰。官僚体系的任期制、考核制下，让地方当政者们抱以“功成在我任期”之心，抓政绩、搞建设。免费医疗的神木在换帅的担忧中骚动；“大拆大建”的前大同市长耿彦波如今留下的城市在迷惘中不知去向何方。还有，近些年来与“破产”相若，缠绕不去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其频被讨论的背后，就是地方大搞投资建设、形象工程而举债，债务到期后的无钱归而又“展期”。政绩冲动、盲目施政、还有不断曝光的腐败，在底特律为此埋单的今天，相仿的中国地方政治图景怎能不警之戒之。

　　底特律的衰落史就是人口族群的变化史，也是种族融合失败的范例。在1967年发生的底特律骚乱，成为该市发展的转折点。治安的每况愈下，种族歧视的张大，白人渐以迁至郊区，导致族裔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犯罪率高企，都使这个城市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说，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其意义在于，城市的发展依靠的是人。底特律族群结构的不合理，使这座城市失去了多元化的、创新型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群体，最终丧失了发展的持久动力。这提醒中国的施政者们，城市的发展，最终依赖的是居民，是人才，给人投资就是最有收益的投资。注重教育，为人才提供更适宜的环境，解除限制人才发挥创新力的体制障碍，聚拢多元的人才。这才是一座城市的发展之本，与“人的城镇化”一脉相承。

　　鉴往知来。底特律的破产保护申请，是历史性的，更是启示性的，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路上，所有的施政者都不能是旁观者。

曾实：“暴力执法”成舆论焦点 中国城管追不上城镇化

　　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但与之相对应的城市管理却相对滞后，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不断出现。有北京学者分析，提高城市执法管理水平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中，进一步改变政府职能，实现“简政放权”，是改善中国城管水平的前提。

　　或是“城管被打”，或是“城管打人”，肩负城市管理职责的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引发社会冲突，类似事件在中国各地持续发生。

　　中国上周便连续发生两起涉及城管的事件，其中，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17日与执法城管发生冲突后突然死亡；另一名自称在东莞打工时被村治安队员殴打致残的山东菏泽残疾人士冀中星，20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引爆自制炸弹。

　　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的城市管理水平被视为相对落后，城管人员执法存在不少问题。

　　近期的这两宗事件再次突凸显出这一点，尤其是部分城管人员的“暴力执法”现象，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加速城镇化发展脚步，中国有近3000个县、4万多个城镇，城镇化建设被认为是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不过，在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城市管理与服务水平能否与其相适应，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矛盾与冲突能否被妥善处理，为外界忧虑。

　　中国下一步城镇化建设的规划——《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目前正在制定之中，该发展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

　　据《经济参考报》早前援引消息说，该规划原本有望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不过，这一规划到目前仍没有正式对外发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城镇化建设是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强大动力，目前这一规划的制定还在程序进展之中，当中涉及到很多制度性问题，包括农民工进城、住房、工作、社会保障、户籍等，需要理性与谨慎地推进。 他指出，这一纲要在今年内一定会出台，个中也会从宏观层面涉及城市管理发展的规划。

　　汪玉凯也指出，提升城市执法管理水平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面临不少问题，首先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敢于将部分工作向市场放权，另外要严格执法队伍的规范，并进一步探索通过何种形式执法更为合理。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管理暴露出不少问题，并屡屡由此引发社会冲突，尽管部分地区采取了一些举措试图提升城管水平，改善城管人员的形象，但整体效果并不显著。而中国舆论也多有呼吁控制城市发展速度，提升城管水平，并制定针对城管的法律。

　　目前，中国城管的行政执法权共涉及几十部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既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部委制定的规章制度，也有各省人大、政府发布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政策性文件，但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管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