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或社会信任度的调查及报告要认真做，就必须更具备问责式的设计和检视才有意义，这不是城市之间或地方之间的竞争政绩排名，而更应是官与民之间关系的考核、当下官民素质与社会良知的自我审视。

　　中国的新闻和各种网站上，过去几天都在转贴和讯网推出的《全国各地幸福指数》报告，在所列的30个省份和直辖市当中，江西、湖南、内蒙古高居全国首三，广东名列第14，重庆18，北京23，而上海出乎意料殿后。

　　据报道，这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包括五项数据：就业与价格指标、房价承担指标、税收承担指标、城乡差距指标，以及空气质量。上海在就业与价格指标、房价承担指标、税收承担指标的数值都偏低，只有城乡差距和空气质量指标的数值，能排在前10至15的范围。

　　报告和一些媒体的后续报道都没有多少分析，但上海和北京的物质与物资条件都比其他地方丰富，综合幸福指数却都远落在后头，又再证明物价、房价和就业等民生项目，都是生活压力的指数，这指数一高，幸福感在样样具备的大城市里，也还是无影无踪。一报道说，幸福愿景与现实的差距，必须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

　　台湾的民众幸福指数与幸福图像，按官方计划要在8月公布其按海外指标的统计结果。台湾版民众幸福指数是马英九去年1月获选连任总统后提出的，并在今年2月宣布了编制这指数的框架，要落实马政府下来不再单靠GDP判断民众生活好坏、考核台湾进步的目标。

　　不过，这份台湾民众幸福指数报告未出，一份在6月间发布的“2013年台湾社会信任调查”结果，已引起不少评论。由台湾“群我伦理关系促进会”策划的每两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台湾民众最不信任政府官员，最信任的依次是家人、医生和中小学老师，接着是邻居和基层公务员。总统和法官的可信任度都落在第10和11位，警察和律师也只比他们好一点，排第八第九。这或许说明为何仅21.5%的民众认为台湾司法可维护公平正义，远比2006年的调查结果40.4%低。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一再下降，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却越来越高，2001年时只有34.1%，今年的信任度却高达64.5%，是社会信任度调查自2001开始以来最高，具体反映了台湾社会的人情味和互相扶持，更胜于信任和寄望于政府。

　　原隶属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后在2001年民营化的《台湾新生报》在针对上述调查结果发表的社论中批评，总统和民意代表皆是民选产生，包括政府高官在内的整个体制，何以都变成民众最不信任的对象？“这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但‘心中是否有老百姓’可能是一个衡量的基准”；“台湾民主实行至今，最大吊诡在于：我们可以最民主方式选择治理者，但却无法以最有效方式让治理者尊重我们。”

　　文章还花相当篇幅提到马英九曾担任其英文秘书的蒋经国及许多台湾人所怀念的“经国之治”。“蒋经国总统在世时，他的权力比现任总统还大，但他懂得克制自己，善用权力，体察民心，疾民所疾，而且选贤任能，让能臣各展所长，百业蓬勃发展，人人对明天充满希望；这是‘经国之治’与台湾经济奇迹得以实现的缘由所在。”

　　无论是民众社会幸福指数或社会信任度，两者是息息相关。过去一周相继在北京、广西、福建等地方发生的城管与民众冲突或个别人士暴力行为，很让人心寒，尤其好几个受害者还包括老人及小孩。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起事件未深入调查，当地官方机构就宣称是精神病所为。为此，舆论直指北京首都机场的自制炸弹男子，并非乱投炸弹，而是还提醒周边的人远离了才自爆炸弹。广西一名冲入计划生育机构砍人的男子，也被指是精神患者，有中国媒体忍不住嘲讽：“这也太巧合了！特别是他没有上街乱砍行人，而是有目标地杀人。”

　　凡事都有源头，加大力度制暴看似保护生命，但问题的症结不查不治，随时都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随时也能有燎火的连锁反应。

　　幸福指数或社会信任度的调查及报告要认真做，就必须更具备问责式的设计和检视才有意义，这不是城市之间或地方之间的竞争政绩排名，而更应是官与民之间关系的考核、当下官民素质与社会良知的自我审视。名为社会大众进行的调查，终极目标应重在检讨和改进，而不是为准备高官高升的成绩单，调查目的主次不能颠倒，否则将只是一对垃圾数据，愚弄大众，也制造更多官僚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