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中国官方消息证实，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7月初在上海，宴请了美国著名政治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席间两位老人大谈时政，并着重对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评价。

　　这个事情多少令人感到诧异，因为一般前任领导人都有默契，对现任领导人表现不加评论，以免引发“退而不休”的嫌疑；譬如最近看到美国新闻，有记者试图“诱使”前总统小布什对现任总统奥巴马品头论足，而布什却是微笑着坚拒不答。

　　“退而不休”再牵扯上外国因素，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但中国方面似乎对中国政治中有美国因素介入（早期也曾有过很多俄国因素介入）已颇为见怪不怪。譬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温家宝等，都曾公开接受过美国著名媒体和记者的专访，但访谈内容却难以与中国公众完整见面；两年前基辛格曾到访重庆，称重庆在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领导下是“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随后的半年里重庆真的奇迹频发，连公安局长都私自跑到美国领馆里去了。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上升和全球化发展，美国政治中也融入了更多的中国因素，譬如美国大选过程中，候选人现在都会就中国影响进行辩论；美国国家安全局最近的“泄密者”斯诺登，首选中国香港作为藏匿地点，也让不少美国保守人士的心理大为失衡。

　　但总体来看，中美政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尚处在一种不对称状态，即美国对中国决策高层及国内政治的介入程度仍明显偏高。其中最大的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中国国内政治的有些事情可以对外国人讲，却不能对中国人讲？譬如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欲支持奥巴马连任总统，他到选举现场为奥氏公开站台力挺就行了，还不至于要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也请来为奥巴马摇旗呐喊。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环境还是缺乏政治家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譬如江泽民挺习近平，若只从党内渠道传达，影响面恐怕不够广；若从官方媒体宣布，江氏毕竟早已公开告退，现在对全国讲话或显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不得已只好找到一个会见退休外国政要的场合发声，表面好处是内外通吃，但隐患是将自身的内政拱手示人。

　　目前中美政治相互影响的不对称，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美国长期经营的结果，譬如相比于同时代其它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味掠夺和贪婪，美国一早就可以将中国赔款转向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投资，其对华胸怀和远见确实高出一筹；而美国对中国现代核心政治的介入，可以回溯到蒋介石的民国时代与中共的延安时期，并至今仍在大陆和台湾的两岸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发展模式与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在中国居高不下，致使美国享有介入中国事务的更多优势。譬如目前在中国已进入公审的薄熙来案，以薄氏的个人抱负和能力，在中国他现在已变成近乎于十恶不赦；但如果他这种情况放在美国的政治环境里打拼，弄不好还能是个人才；这是不同体制和规则使然，而个人因素则是非决定性的。人才难得，人尽其才，人才浪费甚至异化特别可悲。

　　另一个例子是有中国媒体抱怨，中国社会目前过于自由稀松，恶性袭击，学术剽窃，伪劣造假，污染环境等频繁发生。但这里埋怨“自由”绝对是个误导，因为美国社会很自由却不稀松。当代中国社会的症结是：该自由的地方不足；不该自由的事情有余。社会监督与管理的重点严重偏离目标，其结果自然是不伦不类。譬如在中国，经常有敢于不服从甚至殴打交通警察的情况，这放在美国就无法想象，美国警察执法连国家总统都难以干预。这归根结底乃是法律法制有无尊严和权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