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说，中国媒体要对高官、政府、大企业等进行监督并不容易，记者采访受阻挨打、批评报道严受管控的困境始终无法有效解决。不过，中国媒体自身的有偿不闻、新闻腐败甚至敲诈寻租已经比较普遍。今天，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是，媒体监督很难，监督媒体也很难，可谓“既不自由，又太自由”。

　　中国媒体腐败的主要形式有三种：

　　1、一些部委机关报或行业机关报的权力寻租。其地方记者站利用背后的权力资源，对地方政府、企业进行负面报道。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开或监督，而是通过给对方“审稿”为由，暗示或要求给钱：要么直接给个人成千数万的好处费，要么支付数十万订报款再从中提成，要么要求登广告再拿回扣……这种行业报地方记者站的敲诈式营销，在经济发达的省份或者问题较多的省份（如非正规煤矿发达的地区）获利颇丰。这种行为，其实是报社默许甚至鼓励的，不过，一旦遭遇法律诉讼，报社往往与记者进行切割，于是，记者很容易成为牺牲品。

　　这些中国的行业报纸，主要靠摊牌发行，订阅率极低，发行量有限，很难吸引正常的广告。他们自身的影响力有限，但可以借助跟商业网站的转载合作，扩大影响、制造舆论。于是，发行量只有几万甚至只有几千的报纸，也照样具有比较大的威慑力。

　　2、一些商业网站或重点网站的有偿不闻。中国知名的商业网站，大多在内部有份“大客户保护名单”，即对年投放广告额数百万元的客户，采取自动屏蔽其负面新闻或者不刊发负面报道的政策，实际上，相当于收了“保护费”。更令人不安的是，某些商业网站的财经频道还专门盯着即将IPO的企业，只要稍微发现一些问题或投诉，就收集背景材料、整合负面评论做成“专题”，还通过搜索引擎优化来放大影响。被监督企业一旦上门沟通，希望撤稿，网站便索要数万甚至上百万的“广告费”。此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重点网站，将旅游、房产、保健等频道“外包”，承包的公司每年必须赚回成本，亦经常采取先曝光、再收钱的方式来“有偿不闻”。

　　3、一些主流媒体靠“舆情服务”进行寻租。近年来，中国少数主流的媒体依靠其权力资源、行政背景，以给大企业或地方政府提供“舆情监测服务”或者进行“战略合作”为名，进行带有强制意味的“销售”。比如，某地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后，先以公开的批评报道或者非公开的内参，引起上级领导的批示，地方政府领导倍受压力之后，约请该主流媒体负责人沟通。之后，双方边很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包括舆情监测、网络广告、宣传报道等一系列“服务”，数额少则数十万多则两三百万。之后，如果当地再发生公共事件，则要么低调报道、要么不做报道、要么做些“小骂大帮忙”式的报道。

　　中国新闻学者孙旭培曾说，“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的确深刻戳中了不少中国媒体的痛楚和顽症。现实中，甚至一些中国媒体非常分裂：一方面，为了生存游走在新闻腐败的灰色地带；另一方面，又不失新闻理想，为了公共利益而追问真相。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说：“正直是一种品质。不正直不需要借口，正直需要勇气和毅力。”遗憾的是，正直的媒体实在太稀缺。

　　谁来监督中国媒体？实在是个难题。行业协会因为具有官方色彩，且主要功能是例行宣传色彩较浓的评奖活动，而非针对行业伦理问题进行强势监督，总体上缺乏作为；近年来，以《新世纪周刊》连续发表《达芬奇案中案》、《删帖生意》、《IPO有偿沉默》等报道，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可贵的监督，但令人遗憾的是，敢于这样“监督媒体”的报刊除《新世纪周刊》、《时代周报》等非常罕见，而且由于管控等因素导致报道影响受控；此外，新闻学者的公共批判或者新闻院校的媒介批评，尽管对媒体腐败问题时有涉及，总体上缺乏威力。

　　面对“媒体监督难，监督媒体难”的尴尬现状，中国地方政府或企业如何应对？据了解，主要有对策有四种类型：

　　1、承受型：多数被敲诈的地方政府或重点企业，往往本着破财消灾的想法或者怕秋后算账的心理，而默默接受敲诈或生意。其中，不少因为自己“屁股不干净”，打落牙往肚里吞。

　　2、利用型：有些地方官员观念保守且落后，发生危机事件或被曝光监督后，希望赶紧“控制舆论”，主动送钱送物或找“黑公关”来灭稿、删帖。这种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行径，往往是“苍蝇盯了有缝的蛋”。

　　3、反击型：少数被敲诈的中国地方政府或宣传官员，对记者或媒体过分的权力寻租行为而无法接受，于是暗中取证、获得证据，再通过法律程序控告其敲诈，最后将记者绳之以法。此类案件，已经屡见不鲜。

　　4、拖延型：一些政府部门因为财政预算紧张，或者不甘心被敲诈寻租，但又不敢得罪媒体或记者，往往采取“态度好、打太极、拖时间”的方式，一方面接到记者的电话态度非常热情、诚恳，另一方面又须找各种理由（比如经费太紧张、正在走程序、领导没签字等）来拖延或推脱。

　　媒体难监督，监督媒体难，中国社会存在的这个“死结”未来恐怕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如何破解，大家一起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