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住屋、公共医疗和就业前景是国人最关注的三大课题。经历近一年、超过4万7000人参与的全国对话会，以及对4000人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些基本民生课题是国人焦虑感的主要来源，无论收入多寡，大部分国人都担心生活成本的上涨与收入来源的不稳定。负责领导这个“采风”行动的教育部长王瑞杰表示，政府已经就所收集的民意着手检讨现有政策，李显龙总理将在国庆群众大会公布政府的回应。

　　面对这些具体信息，相信政府将对症下药，就组屋价格、医药费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宣布相关的政策调整。在个别领域之外，相信政府也应当会从大局思考，寻找治本之道。王瑞杰此前在出席新加坡经济学会2013年常年晚宴的演讲里已经指出，在新加坡今后应对更艰难的生存环境的策略当中，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信是关键因素。所谓“民无信不立”，而建立互信离不开物质基础。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典故纪闻》里就提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新加坡建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个政治观察。以公共住屋为例，独立之初，政府开启了大规模的组屋兴建计划，“居者有其屋”政策不但有效地解决了国人居住的问题，更为构建国民认同奠定基础，让国人把自己与家人的命运，自然地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经济发展，同国人的就业和收入直接挂钩；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国民收入的增加同步。同时，政府不断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提倡勤奋、刻苦的工作纪律，注重员工技能的持续培训，更让新加坡劳动队伍成为国际企业可以信赖，并愿意投资新加坡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把改善国民生活放在政策核心思考位置的举措，既促成新加坡国力蒸蒸日上，也使得执政党在当时的每一届大选，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真正实现藏富于民，就不必太注重社会福利；能经由独立劳动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国民，不会产生乞讨依赖的心理。可是，对于藏富于民的误解，却容易改变一切。把组屋从作为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改为可以变卖套现的资产，“居者有其屋”政策进而变味。新做法制造出来的组屋买卖市场，容易导致一些人不劳而获的寻租心态，并腐蚀克勤克俭的工作伦理。当上一代从组屋交易中获利，转嫁给下一代的却是大半辈子的房贷；当财富可以不必再由工作和积蓄而来，脚踏实地也不再成为美德。

　　本来，经济的发展是藏富于民的有效手段。但是，因为外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可抗力，内部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相当一部分的国人由于跟不上形势，收入和生活品质皆停滞不前。同样没有跟上来的政策思维，加剧了财富分配失衡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影响了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更多无法靠自己的努力维持体面生活的群体，必然会催生要有更多社会安全网的政治诉求，中产阶层最关注医药费高涨，反映的正是这种不安的心理。

　　要解决国人所共同关注的公共住屋、公共医疗和就业前景三大课题，除了政策上的调整，还必须有观念上的反省。重温建国时代藏富于民的政策理念，回归劳动致富的工作伦理，是新加坡应对未来挑战的宝贵历史遗产。让国民能通过独立劳动，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或许才能从根源上化解国人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