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议题是两会上的“老生常谈”，比如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财政预算监督、减少行政支出等等。它们一遍遍地被提及，却又悄无声息地落幕，所以成为“老生常谈”。

　　今年的两会，媒体评论再度“纠缠”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管是两家报纸同时发表的“公车改革不能再拖而不决”的社论，还是“官员率先申报财产是调整收入关键”、“网民倒逼财产公示应有制度性回应”的评论文章，都体现了媒体和社会舆论心有不甘、难言放弃的心情。

　　在谈及公车私用、浪费巨大的原因时，有社论分析：“原因很多，比如一些官员品德低下，寻机损公肥私，占公家的便宜。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各级人大没有管好预算，让一些品德低下的官员得以实现自己的贪婪。因此，公车改革，其实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方案，只要人大真正尽到自己的责任，严格地制定每年的政府预算，公务车数量就可以被控制住，甚至可以减少。”

　　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大没有尽责？身陷利益之中，当是根本原因。毋庸讳言，现有人大代表中，官员数量过多，这些官员代表，又多享有公车，如何让他们向自身利益开刀？

　　再说预算监督。谁都知道有钱好办事，不受约束地花钱最痛快。一本财政支出的明细账，痛快地交到民众手里，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尽管政府花钱百姓有权知道，可要让纳税人清楚知道税款用于何处，却是千难万难。

　　这些问题之所以无解，皆因利益掺杂其中，既得利益的难以撼动，使得诸多改革举步维艰。

　　我们承认多元化的社会，也认可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所以才要通过公平合理的博弈，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共享。但是，作为政府部门、作为官员，却没有权力借助手中的公权力为自身谋利，更不存在“利益分享”。一切权力所带来的利益，都应毫无保留地归还人民。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改革任重道远。

　　以官员财产申报为例。这一屡次在两会上被提及的代表议案，之所以迟迟没有下文，与多数官员的反对态度密切相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反感”太“正常”了，所以才会一再拖延着制度的建立，即使少数地方进行的改革尝试，力度也明显有限，远未达到公众的预期。

　　再一次讨论这一话题时，媒体评论说：“调整收入分配重在通过一系列政经改革，首先堵死哪怕部分堵死少数社会成员尤其是通过官商勾结攫取社会财富的各种渠道、暗沟和环节。若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不再成为‘空心汤圆’，官员财产申报不但是不可取代的前置条件，亦是有针对性地补齐其他制度建设短板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在于，如果制度建设的投票者，陷身利益的泥淖难以自拔，公众又如何能推动和促进制度的形成？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定律，却必须寻找破解之道。

　　一项有11370名网友参与的调查显示，近九成公众期待代表委员超越阶层局限，其中74.1%的调查者希望，代表委员是“以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利益为重的人”。

　　我们寄望更多的代表委员超脱自身利益，从而推动制度的改革；我们更希望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代表委员以国家为重，为民建言、为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