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就中国是否会发生“经济硬着陆”这一话题，可谓是众议成林，有观点甚至信誓旦旦地祭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高谈阔论，以博众人之眼球。而且，为了支撑其观点的所谓正确性，有的依托 “人口红利”的理论依据，认为随着劳动力成本日益增长，中国人口红利的传统优势日渐式微，由此引发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急速转移至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从而造成中国经济的巨大滑坡。还有认为中国的改革业已步入深水区，改革难度的剧增导致改革步伐的锐减、甚或停滞，继而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增长难以维系。

　　不可否认，上述观点的确点明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现实困难，而且有些也是短期内亟待攻克的难题。尽管如此，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所抱有的不合理的悲观态度，甚至“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经济，这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暂且不提唱衰背后的真实动机，必须指出的是，这类观点均不一而同地犯了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毛病，没有全方位、客观理性地观察中国经济的整体面貌，也缺乏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纵深感，更没有用“治病救人”的认真态度去研判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一味地唱衰非但没有广阔的市场，更没有观点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困难总是存在的，关键是如何克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但国内经济却始终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合理与成功，而且一些经验与做法需要继续加以研究与深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就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协调好存量优化与增量稳进的关系是可取的重要经验，更是确保发展的唯一路径。存量是确保经济发展规模、解决社会基本就业问题的保障，增量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引领经济发展方向的战略依托，因此，二者之间应有机协调、良性互动，以促成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实现。

　　毋庸置疑，调整经济结构是大方向，确保经济增长是重中之重。为此，中国需要做也正在做多方面的努力。具体而言，短期经济刺激政策与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双向互动，经济总量中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等各产业所占比重的科学配比，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合理搭配，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联动发展，实际经济人口与社会整体就业岗位的同步增加等等，这些均为转型发展的理想目标，也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路径。由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质和量还都会有一个规模性的突破，增长的空间就取决于改革的力度与深度。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保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城镇化与高新技术的发展赋予二、三线城市更多的发展机遇。传统上，我们习惯将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线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并希望以大城市发展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齐头并进。在这些一线大城市里，很容易就能体会到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浓郁气息，自然也很快地形成了以这些大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区。

　　令人可喜的是，在一线城市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业已掀起了一股极具冲劲的发展势头，而且推进的步伐、发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线城市。这些无论是从城市面貌上，还是从当地百姓的衣食住行上，均能清晰地反映出来。可以说，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甚至是一些原本极为落后的西部城市悄然发生着巨大的改变，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正在逐步的扩大与深化。

　　不难想象，随着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以及技术发展带动产业分布的重新规划，中国会陆续新增一些人口规模超过1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甚至可能发展出人口规模超1000万的新特大城市，届时，城市集聚效应的积极作用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与经济增长点。当然，其中还有诸多需要克服或预防的困难，如城市病、土地的合理使用与分配等问题。

　　限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能宏观性地概述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方向，不能较为详细地刻画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更没有触碰技术创新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正能量。但作为总结，需要提醒的是，唱衰中国经济已不是近几年蹦出的新话题，换言之，这是一个“颇具生命力”的伪命题。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不断传出借助于片面性的问题以唱衰中国经济的不同“预言 ”，但最终都被事实所一一戳破。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已经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净力与发展力，也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与解读。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结构调整难免会带来一些不适和阵痛，也难免遭到一些非议与猜测，但每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也必须勇敢地克服这个“痛苦”的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