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月里谈“中年危机”，对处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下的新加坡是好事，

　　按学者刘瑜的话说，“政治家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

　　强势政府有了危机感，往往代表着民众话语权的扩大，对政府的更多质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新型的政府民众契约关系，才可以推动政党的自我革新以及国家的健康心态。也只有这样，新加坡的百年才不会还不肯定。

　　八月是新加坡的国庆月。

　　华语中原本就有不少词汇可以形容这样的场景，诸如举国同庆、举国欢腾等等，通常以集体面孔来概述每一个个体对这一特定节日的情感表述。国庆也是政治人物用来凝聚民情、以国家认同塑造集体认知的最佳平台。庆典中热播的赞美国家的歌曲、不同阶层和族群民众的落力表演、精锐部队的武装展示、全场观众共同宣读信约、小学生的国民教育之旅等，都是激发民众对国家效忠意识的有效方式。

　　然而，今年的八月，却似乎有些不同。

　　在8月12日的《联合早报》上，同时刊登了两位前总理发出的忧虑与警告。头版头条是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认为：《应对国家“中年危机”　政府治国方式有必要调整》，而内页第六版摘录建国总理李光耀新书《李光耀观天下》，对新加坡百年之后是否安在“不是很肯定”。

　　“中年危机”与“百年未定”同时出现，并且由两位前总理分别发出，难免会让一些人觉得与国庆月的欢乐气氛有些不相宜。但这恰恰是新加坡政治的特色：强烈的危机意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未雨绸缪，是多年来已经内化为新加坡社会意识的标准作业，事实上也是从政治层面提醒民众国家所面对的难题，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激发民众对国家的关怀和认同。

　　这些信息的发出，读者也是能够明白的。联合早报网12日当天即开始进行读者投票调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他的新著《李光耀观天下》中谈及新加坡的政治及未来，表示无法预测未来的变数，甚至对新加坡百年后是否还会存在，表示不是很肯定。你怎么看？”

　　截至昨天为止的10470个投票中，四个选项的结果分别为：一、他是正话反说，提醒新加坡人慎重考虑国家发展的方向，占31% ；二、他的说法点明了新加坡的脆弱之处，占35%；三、他要强调的是，如果新加坡一旦有个愚笨的政府，国家就会完蛋，占26%；四、不太理解他为何这么说，占8%。

　　“百年未定”是一种警醒，中年危机却是实实在在的。按照吴作栋的定义，新加坡的“中年危机”挑战，包括生活费高涨、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不足、本国人口减少、高度依赖外来劳工及移民，还有更多元化和凝聚力较弱的社会，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对政府期望更高。如果人民和政府不能够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新加坡有可能会开始走下坡路。

　　这些挑战有的是老问题，像生育率不足、高度依赖外来劳工，有些是新挑战，如人口老龄化、新选民对政府期望更高，有些则处于动态变化中，如经济增长放缓、生活费高涨等。今晚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预计李显龙总理会在教育、住房和医疗服务这三大最受新加坡人关注的课题上，提出相关的政策，整体体现出政府改变治理思维的信号。

　　在我看来，国家遭遇“中年危机”的另外一个潜在风险是，制度固化创造高效的同时所制造的思维疲态与惯性效应。新加坡按照过去的经验和模式获得经济稳定增长、国富民安、社会稳定，但一些新一代的民众已经开始对思维疲态和惯性效应下的应对缓慢和社会模式，产生困惑和焦虑。而一旦这种困惑和焦虑演变成质疑和反对，那带来的可能是社会洪流的方向性改变。

　　中年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关卡，于人际关系而言，往往会套用过去40多年来与长辈或同辈的相处模式，来与下一代沟通。而知识体系、互动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难以准确实现目标，形成焦虑心态。在职场上，中年危机处理不好就容易落后甚至被淘汰。

　　这些个人身上体现出的危机，在政治领域同样可能面对。话语体系的不对称、行为方式的反差，对新兴阶层的难以把握，很大程度上是目前掌握话语权和处于社会高端的精英阶层，按照旧有的方式流动到目前的状态，而难以准确把握新出现的变化。在外部环境和传播变化的速度和方式如此快捷又多元的情况之下，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都可能出现一些断层。体现在日常作为上，可能是对草根民意的变化未必像以往如此敏感，在政策规划和实施上，则可能是思维框架受限，难以突破原有治理模式。自下而上产生的推动变化的压力，又有赖自上而下地实施改变，最高层一旦确立了决心和方向，才可能实现。

　　国庆月里谈“中年危机”，对处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下的新加坡是好事，按学者刘瑜的话说，“政治家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强势政府有了危机感，往往代表着民众话语权的扩大，对政府的更多质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新型的政府民众契约关系，才可以推动政党的自我革新以及国家的健康心态。也只有这样，新加坡的百年才不会还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