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日前颁发《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该规定的相关内容与习近平治党和李克强治理政府的政策相呼应，从这些措施中可以解读出中国未来政改之方向。

习李相继出招减少支出

　　习近平通过解放军总支部下达的这一规定对全军和武警部队提出了明确要求。该《规定》要求解放军降低在文艺晚会上的经济投入，禁止文艺兵参加地方商业活动，增加为部队表演服务的次数，禁止对三级以上文职干部称将军。

　　该《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对于外界长期对中共文艺兵制度批评的回应。在文艺兵制度建设之初，彭德怀就曾批评这一制度无疑是为领导人选妃子，是封建主义的作风，不应该出现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共之中。但是，彭的建议没有得到接受，彭的预言却相当程度的实现了，文艺兵消耗了中国公民的大量税费，并没有产生对等的公共产品回报，反倒经常有丑闻爆出。无论是文职将军李双江儿子两次犯罪受到特别保护，还是文职高干韩红驾驶无牌豪车首都市内狂飙，都让一般公众对于拿了钱却骑在自己头上的文艺干部无法忍受。

　　在习近平此次改革文艺兵之前，作为中国党政核心另一人的李克强亦曾提出要更加相信市场，能交给市场解决的就交给市场解决，能交个社会的就交给社会，不是政府管得越多越好。在具体政策目标上，更是提出了在本届政府内三公支出只允许下降，不允许增长，同时，为了保障实施效果，要求各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状况。可见，中共党政核心都在各自分管领域中要求降低公共资源成本，提高公共产品产出，力图在公共部门与其它部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习李改革的现实原因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六四”后为中国寻找了一条既不同于胡耀邦、赵紫阳也不同于毛泽东的新发展道路，也就是发展经济、稳定政治的改革思路。这一道路使得中共在苏东剧变后，稳定了政权，还创造了世界现代史上罕见的高经济增长奇迹。江李朱时代的中共，攻下了很多市场经济改革的壁垒，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也使得体制内外都有所受益。而胡温时代，这一改革模式的红利已经逐步吃透，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抗加剧，但是，由于正时值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危机的时期，中国发展仍算风景独好。

　　但是，随着欧美日逐步从经济危机中走出，经济消费结构逐步重组，而中国却由于经济危机中保证稳定的原因，错过了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越发加剧。中国自古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而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一个政权最有风险的时候不是贫穷时期，而是从贫穷到富裕升级过程中的中等收入时期，这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的中国，在内需不足，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形势堪忧，如果党政开支继续如同江胡时代一样持续膨胀，恐怕客观上难以支撑。而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中国公民，政治意识比江胡时代也有提升，政府若继续只管理不服务，本已经由于贫富不公和贪腐肆虐的阶层对立问题恐将越积越多，终至不好收场。

中共未来政改的现实之选

　　习李已经逐步展现出了未来政治改革的大致方向。他们通过由一个精英组成的团队来领导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调研替代自下而上的选举，了解国民政治经济诉求。对于公众不危害政权安全的部分予以回应，对于可能的不稳定因素采用强力维稳手段。在执行层面，继续政府部门专业化的提升，减小政府规模，将政府管理不好或成本较高的部分

　　交给市场和社会自理。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加强依法行政，在保持执政党列宁主义形态的同时，推进政府的中性化。若习李真沿着这个方向改革，未来十年的中国不会出现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但是却有可能产生专业主义的政府、司法机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和小范围自治的公民社会。

　　这样的政治前景未必使得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满意，但是对于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为未来进一步的政治经济转型或将打下更扎实的基础，不再步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陷入政治动荡导致国家止步不前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