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前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章，也阐述了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强调，要坚决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周强指出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当然是有针对性的，现实中此类现象太多。在周强此文前，上海法院就曝出几位法官集体嫖妓的丑闻。嫖妓丑闻暴露的不仅是法官群体的道德沦陷问题，更是中国目前低劣的法治环境、司法体制和制度问题。很显然，法官群体的性贿赂，是贿赂者看中了法官握有枉法裁判的权力，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不过，比起法官可能的枉法裁判来，各级握有最大权柄的领导人更易出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情况。从已经公之于众的官员腐败案件来看，几乎每个腐败官员的背后，都存在这类现象。拿目前正在受审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在其掌政期间，将整个国家的公权力家丁化，要打黑就打黑，要用钱就用钱，要控制舆论就控制，没有一条做不到。尤其是作为国家强制力的警察权受制于其个人专权需要，并通过“专案组”形式进而控制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演出了一出压制和迫害律师，封锁和控制网络，劳动教养村官，不经审判直接没收拍卖民企所谓的打黑财产等戏。在整个重庆市，薄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刚判刑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和前能源局长刘铁男，也一样，几乎把他们控制的铁路系统和能源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王国，所有的工程和项目都被他们掌控，其“旨意”就是法律，没有他们的批示和同意，任何一件事都干不成。

　　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背后都是一个权在支撑。以权压法不用说，以言代法实质上是以权代法，言的背后就是权。普通民众的“话”是不可能有“法”的管治作用的，能起作用的都是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金口玉言”，在他所管辖的领域被其治下民众和治理对象作为“法”来遵守。例如，原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在位时就常对部下讲，“啥子法不法，老子就是法！哪个狗日的不老实先双规他！”。所以，这三句话，为人们揭示了权臣服于法的事实。

权法冲突在今天不可避免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人治传统的社会，权大于法并不奇怪。过去，权是赤裸裸地起作用，支配着社会的运行。如今，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增强，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对依法治国的强调，一方面，在许多地方，依然上演着这种赤裸裸的专权表现，如不断出现的强制暴力拆迁、跨省追捕等；另一方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也变得比过去更为巧妙和隐蔽，程度可似减轻，但性质一样。

　　权与法的冲突在今天变得不可避免，原因在于，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权利主体多元化，权利属性法定化，权利实现程序化，权利冲突复杂化的趋势已日益明显，从而客观上不得不借重法律来调节社会关系；但是，与此同时，权力也不肯退出市场，传统的人治依然在发挥实际作用。这个冲突过程有多长，取决于法治建设的进度和人们对法律的信奉程度。要加快法治建设的进程，减少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当下而言，必须做好四方面的事情：

　　首先，不能将权力集中在少数领导干部上。既然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那么，依法治国当自依法治“权”始，也就是必须严格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尤其不能将公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权力集中，就失去了制约的力量和可能，像古代的帝王，拥有生杀予取的大权，也就无人可以制约他。所以，必须将集中的权力进行分拆，分权和制衡，才能削弱权力的威力。

　　其次，权力的运行要规范、公开和透明。现代社会，官员的权力是建立在公民授权基础上的，这就要求政府的行政乃至一切公权力的运行都需要公开透明规范，只有这样，授权者才能得以监督。否则，权力封闭运行，政府的决策政策出于密室，监督和以法治权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高层做出表率。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注重上行下效，再加上中国传统上强调领导人的德行，因此，要防止权大于法，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高层的表率作用很必要。如果高层领导在依法治国上率先垂范，其榜样作用将胜过一打教化，必定会被各级官僚所效法。

　　最后，还需办几桩实在的有说服力的案子。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某种程度上，敢不敢打老虎是试金石。只有针对滥权现象多打几只大老虎，办几个铁案，让官员们看到法律的威严，才能使其放弃侥幸心理，崇奉法律。否则，违法成本过低，缺乏相应的惩罚责任，敬畏法律也就成了空谈。

　　古人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唯有真诚地信仰法律，才能带领人民信仰法律，从而，法治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