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国16年了,香港正在经历一场认同危机。竞争优势日渐消融,香港对大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感到恐惧和敌视。比如前一阵子廉政公署前专员汤显明的公款宴请丑闻,令不少港人深忧大陆贪腐成风的公务员文化,正在全面侵袭香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的本地主义日渐抬头;但问题是本地主义是侵蚀香港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致命病菌。开放性、包容性是香港不容丢失的特征,但开放包容的结果,会不会令香港完全被大陆同化?香港人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
在这种矛盾中,“占中运动”应运而生。泛民派试图通过模仿“开罗广场示威”的形式占领中环,来迫使中央政府答应香港在2017年实现普选。之所以选在中环,乃因其为香港金融业的心脏,可以达到“剑指香港心脏,要挟中央就范”的效果。
值得担忧的是,香港历来是英美豪强围绕大中华区打代理战争(以政治战和金融战为代表的软战争)的策源地,香港乱象的背后,充满了谋求经济利益和地缘利益的英美豪强的利益角逐。香港同时也是英美豪强操纵中国社会的手段试验场,所以北京必须积极破解英美豪强在香港设下的迷局,因为英美豪强用在香港身上的手段,将来会千百倍放大后应用于大陆。从这种程度上来讲,保卫香港将是北京应对英美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关键一战。须知,华盛顿从来不会忘记敌人,之前香港放走斯诺登,如果不搞得香江寒彻,以后又有谁明白逆美国龙鳞的代价不菲?
香港本地主义的抬头,从根本上讲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占中人士中有不少是“逢共必反”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称他们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共”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人无法通过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团结,在他们的眼中,美式“普世价值”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部分人往往成为英美利益的铁杆代理人,为了反共和普世价值的实现,不惜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做交易。这部分人是最危险的敌人,美国不仅在香港大批扶植这样的力量,在中国大陆也一样。他们不一定是占中运动的领袖,但占中运动极有可能被这批人操纵或劫持,从而造成局面失控。
占中人士的主体应该是对香港前途忧心忡忡的中间派人士,他们并不在乎中共的意识形态,渴求香港实现可持续性繁荣,保持法治精神和廉洁吏治。这部分人的诉求是正当的,可以通过“爱国爱港”的旗帜团结起来。他们对香港的前途感到绝望,几任特首又乏善可陈,因此希望通过普选,找到一位李光耀式、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境的卓越领袖。问题是,香港的衰弱主要是经济治理的问题,民主选举不代表经济治理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这一点,民主政治发达的欧元区内的主权债务危机可兹证明。
占中人士最大的苦恼,就是缺乏和北京沟通的管道,因此占中其实是件好事,为北京通过沟通管道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这方面的经验,以后可以在大陆发挥巨大威力。对于占中,北京可以扶持另一波力量来反对他们,可以运用法治力量和警力禁止他们,也可以通过高超的沟通技巧(即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来分化瓦解破坏力并团结一大部。前两种方式只会令香港社会更加撕裂,从而令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和英美豪强有更多可资利用的杠杆,矛盾压抑过久,势必更强烈爆发,情势或将不可控。通过沟通来分化瓦解并团结占中力量,并不是北京的强项,难度颇高,但却是最有效和标本兼治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软维稳”,而英美豪强是乐于见到北京“硬维稳”的。
因此和占中主体可以谈普选,但普选必须是有原则的:反对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以任何平台形势选上特首。香港经济和大陆唇齿相依,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上台,香港经济会受致命打击。台湾可以有陈水扁,香港不能有。另外,中国主权大于香港民主,民主不可能成为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挑战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工具,所以未来香港普选的参选名单,没有中央政府的认可是不可能的。普选必须既照顾港人的民主权益,又照顾到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除此以外,北京还要防止大陆人和港人对立情绪继续扩大。不少人说港人喜欢做英女皇顺民,却做不好中国香港人,甚至居高临下地鄙视大陆人。这犹如一家人窝里斗,只令亲者痛仇者快。英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民主法治国家,过去这样一个宗主国,给了无数港人制度性的安全 感,这种安全感目前中央政府还给不了。普世价值在英美多年的主导下,已经在全球占据道德制高点,香港曾经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浸淫百年,因此习惯性的对大陆存在优越感,这无可厚非。但大陆在进步,欧美已经静止多年。这一点也可以好好地向占中人士沟通。
近代史表明,强国崛起同时也是主权货币崛起,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这一切没有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人民币要国际化,香港可以说是上天对中国最好的眷顾。香港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以上海取而代之的企图,最输不起的就是时间。中国的崛起,需要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持续繁荣下去,充当新兴金融强国的桥头堡。保卫香港不但是北京应对英美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关键一战,也是北京模式和华盛顿模式对决的道德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