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连续13个季度下滑趋势引起忧虑，在如何因应的纷杂看法里，林毅夫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不只因为他的深入研究，而且二十年来他始终一贯的观点，在很长时段里是基本验证过了的。毕竟，无论将来的走向如何展开，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希望经济不至于中途熄火成为“夹生馒头”，更别说断裂的前景，是任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对林教授估计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还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率的乐观进取，我赞赏之余，这里提出一些保留的看法。

　　目前经济增长速率节节下滑，短期言外部的影响虽说很大，但正在抬头展露的内部因素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美国的刺激措施终于把经济拖出困境，有效性不容低估，但远期的作用如何，尚有待考察；中国2008年来的 “反周期”干预，其快捷果断令国际称羡，可是长期的负担如何，还受着掩盖未能全面评估。若是说过去30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筹码就能确保今后的健康成长，未免有乐观过甚之嫌，为什么？

　　从趋势看不能不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耗竭中。诚如林教授指出的，处于落后很明显的状况，我们可以通过模仿、引进、集成先进国家的研发成果来弥合差距；但差距缩短、几乎要同彼等比肩竞赛的今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将陡增，同时我们的优势因素却在急速消逝。这个转折拐点不是以往运作惯性的外推，或者同等收入水平下历史的类比所能说明或预测的。（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诠释，不妨参阅格申克隆的论述（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04-78）, 俄裔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对欧陆国家经济的梯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曾有深入的考察），他总结出来的Gerschenkron Effect 对我们的讨论或许会有些帮助。）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首要的因素来自供应出奇充沛的人力。说中国的人力要素出奇，是因为出奇众多的劳动力被限制在出奇狭窄的生产领域——或被户籍局限在农村粗笨的农耕、或被资本局限在城镇技术低下的重复劳作，出奇的低效带来出奇的贫困，因而改变生活境遇的企图心出奇的旺盛。劳动力的出奇供应同另一个要素土地的出奇供应结合起来——土地价格从固有的计划经济的账本上为零到市场交易中腾涨焕发出价值，构成了我们出奇的高速增长。这些“出奇”，乃拜以往出奇不合理的制度扭曲之“赐”，今后不可能再重复。更有甚者，我们须知“制度的午餐”也远不是白吃的：过去几辈人被压制的坎坷，以及今后几代人的环境资源被透支的风险，都已经集中反映到了过去三十余年的出奇崛起里面了。

　　因此不难明白，继续发展我们必须换个引擎。但是只靠惯性外推来持续成长的话，哪怕是5%的速率都是难以期待的。怎样如林教授所讲的，来实现消除各种结构性的缺陷？还得围绕人力——我们的优势要素——的发挥上面来考虑问题。

　　过去三十几年我们使“贫一代”脱贫（6.5亿），成就出奇，几乎占了同一时期全世界脱贫人口的八成以上；但如何完成我们“贫二代”（3亿）的提升，实现从“口”到“手”到“脑”，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依托，是形成今后健康成长的能力的重中之重。我们的“贫一代”（约5亿，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从赤贫的起点开始，任劳任怨的韧劲、改变际遇的热忱、学习基本技能的能力、忍受流水作业单调的纪律，无不是出奇的高——这个世界上贫民多的是，如此多的“好贫民”却是未曾有也。可是，对他们的利用是带有“透支性”的。在这一代人加速折旧的状况下，他们的下一代的素质有没有根本性的提升？更不用说，“贫二代”在人数、干劲、任劳任怨等方面，都无法取代他们的父辈。

　　很明显，我们必须迅速调整甚至改弦易张的政策，其中将包括：松绑“一胎化”（劳动力的规模生产）、在城镇化过程融解户籍限制（劳动力流动和歧视消除）、教育的去行政化（劳动力的素质培育）、税制和社会再分配（劳动力的激励和公正待遇）、建立现代规制（全民对分享发展成果能形成积极的正预期），都须尽早提到日程上加以优先考量。

　　从方法论的角度，林教授的见解，要在“每一个时点上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和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以及“政府要在过程中因势利导，促成结构变迁和完善”，我认为，是非常有见地的。如果偏离了这样的轨迹，不能对我们以前积累起的“筹码”善加利用的话，别说以往硬件设施的持续粗放投资很难再继续奏效，即使是积极、乐观、善意的政府干预，恐怕都会成徒劳，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细加分析，你会发觉，林教授的观点并不如网上传闻的那样，只是轻松的乐观；他的着眼点，在于提出了中国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能有对头的政策和措施。“集中力量办大事”似乎成了本届政府的一个主要共识，然而，办成“对的大事”（do the right things in a big way）要比办成“大的项目”（do the big things in a right way）， 挑战性的确艰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