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河北省的省级大员们，上周在总书记习近平的督导下，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由习近平亲自坐镇，这场参与者“红红脸、出出汗”的会议果然颇为辛辣，像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自揭，兼被下属批评为“急于求成”、“政绩观偏差”；省长张庆伟的形象是“听汇报不太耐烦，对干部不够尊重”，“主观主义”；副书记赵勇是“容易脱离实际”，批评可说是真枪实弹，刺刀见红。

　　报社其他组别的同事看到报道后，感到十分新奇，点评曰：“360度反馈、中国式的。”

　　何谓“360度反馈”？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打破一些企业过于重视等级，长官“一言堂”的保守文化。“360度反馈”意味着，某个雇员表现除了由上级领导评估外，对他的下级与同级同事的意见也会被调查，以此帮助当事人有更全面的自我认识，清除思维盲点。据说，“360度反馈”在财富500强企业里，十分常见。

　　作为企业管理手法的“360度反馈”与中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360度反馈”没要求当事人做自我检查，批评内容一般只作为认识现实的信息，仅披露给当事人与其领导。河北省委常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包含一种道德检查的压力，内容还昭告天下。

　　有境外媒体以更耸动的名词，来形容这场来势汹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不叫“360度反馈”，而是“官场文化大革命”。

　　在当今的中国舆论话语中，“文革”一词的出现频率不断增加，实在是一个有待解释的现象。早两年西部重庆在原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治下，被批评为“搞文革再现”；而今薄熙来沦为阶下囚，一些人新的担忧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仍然阴魂不散。

　　该如何定义文革？文革的主要特征是阶级斗争，并牵扯到大规模的暴力、群众批斗干部、学生斗老师，青年上山下乡，以这些标记作衡量标准，要说重庆早两年是“搞文革”确实言过其实。

　　不过，文革所包含的精神——用运动式、公开的纠错手法改变某种现行文化，这与高层近期启动的整风，也确有共通之处。两者的差别是2013年的整风不使用暴力，不整人，不发动群众，打击目标明确地集中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

　　平心而论，当前中国官场可能又比1960年代更需要一场文化的革命，以扫除承传几千年绵延不绝，在改革开放新条件下又变本加厉的奢靡与贪腐风气，这估计是高层启动整风背后的良苦用心。吊诡的是，在官员信仰缺失，利益盘根错节的今天，实现“文化革命”却比1960年代更为困难百倍，从习近平必须亲上火线去示范监督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透露出整风推展受阻的真相。

　　再者，整风不可避免地面对与文革同样的困境：破了以后，立什么，怎么立？倘若滋生现存文化积弊的土壤、制度条件没有同等力度的变化，权力不受民众制约，“整风”可能只是再一次的隔靴搔痒。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面对着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虽然经历多次朝代更替，始终没有建成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内部与外部制约并存的制度。“文革”话语频出——不管是对它的警惕或呼唤，都反映出有人们对现状的不满，以及新思维、新想象的缺乏，导致旧工具与思维屡屡被用以描述或解决新的问题。是否具有制度创新的视野与创新能量，是中国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对本届领导的最重要考验。

　　当然，创新制度需要时间与条件。在条件成熟前，当局与其推进“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如坚决地推进官员的房产与财产公开。否则，就会形成实际利益不必公开，灵魂必须公示的怪现象，那就难怪网民质疑“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走过场，实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