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为我们研究科研产出周期和人才流动模式提供了启示。”爱思唯尔中国区总裁黄有堃接受科技日报独家专访时说。

　　分析报告根据论文作者的流动动向进行界定，分为4种不同类型：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在中国机构发表，而最近大部分论文在国外机构发表，就为“人才流出”（中国—外国）；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在国外发表，而最近论文在中国机构发表的话，他就属于“人才流入”（外国—中国）；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发在中国，随后又出国发表论文，但最近发表论文又在中国的话，就为“海归流入”（中国—外国—中国）；如果作者第一篇论文在国外机构发表，后来到中国机构也发了一些论文，但最近发论文是在国外机构，就界定为“海归外流”（外国—中国—外国）。

　　该报告是基于爱思唯尔Scopus电子数据库进行研究的。此数据库收录了从1823年至今约7000到8000种各类国际期刊数据，涉及全球范围内3000万作者以及他们论文发表时间、研究机构等信息。

　　报告根据论文作者的资历、产出取平均标准分数为1分，然后根据不同水平打分。结果显示，研究者的相对生产率（即相对于平均水平的科研成果产出）最高的是 “海归流入”这一群体，也就是早先在中国，后来去国外，最近又回到中国开展科研的研究者。他们的相对生产率高达2.25，而“人才外流”、“海归外流”和“人才流入”的相对生产率分别为0.92、1.18和1.34。报告同时显示，“海归流入”群体在整个数据库的作者中比例高达3.9%，而“人才外流”、“海归外流”和“人才流入”的比例分别占1.6%、0.5%和3.1%。

　　“从这个数据得出的判断是，政府应鼓励研究者走出国门，到国外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这样有助于他们结识相关科研领域的同行并建立良好学术关系。”黄有堃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这3000万研究者中，只在中国科研机构发过论文的研究者中有近75%没有去过国外，由于很少与国际同行交流，他们的相对产出率和相对资历普遍偏低，分别为0.74和0.81，即没有达到平均水平。

　　当然，鼓励科研人才走出去有利也有弊。“对于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去国外的学者再回国，形成较大规模的‘海归流入’群体。”黄有堃说，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应该科学、定量分析科研工作者在发表论文的领域是否与国家发展态势吻合，然后有针对性地引进人才，开展国际化的创新性研究。在引进时不能只关注独立的个体，而要关注他们的论文合著者，要用学术圈子即团队引进的方式吸引他们回国。

　　报告还显示，中国论文发表数量自2003年较其他国家大幅增长。分析2007年至2011年的数据，中国在数学、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单独领域表现突出，但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不具优势。

　　“中国如果要出版、发展新的学术期刊，可以从新兴发展的交叉学科或分支学科入手。”谈到中国学术期刊发展，黄有堃认为，我国学术期刊大部分由协会和科研机构主管，格局分散，没有形成经济规模，无法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因为很多期刊影响因子不高，造成中国科研工作者更愿意向国外投稿。“但是，中国学术期刊也有发展机会和潜力。如在发稿速度和针对性方面有优势，研究者会考虑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黄有堃说，中国学术期刊可以加强整合力度，让专业的出版机构提供高效服务，特别是加大在国际学术界的推广营销力度。

　　爱思唯尔数据库ScienceDirect有10%的内容来自中国，以后的数据还会增长。但据统计，旗下期刊中国论文有80%拒绝率，与发达国家约60%的拒绝率还有一定差距。报告还显示，中国研究人员引用中国作者论文只占引用文献的18%，比例较小，这也说明中国论文的质量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