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是我在湖南醫學院首屆蘇聯式三年制的所謂副博士研究生攻讀神經病學的最後一學期。由於我在反右運動中被認為有反黨言行，因而一度劃為右派份子。後來，上級發現我們醫學院所劃的右派份子太多，超過了上面分配的指標，因而要減除一些。我很幸運地被免了。但是，我在被劃的過程中，已行禮如儀，例如被貼了很多批判我的大字報，指名我劉某某這個「右派份子」如何如何，針對右派份子的那一套批判斗爭會也轟轟烈地開了，所以在我所在的單位中已經斗臭，人人知道我是右派份子而和我劃清界線，不再來往。與本單位的的同事和友好在校園內偶然相遇連，連路人都不如，而把頭歪向一邊。即令最要好的朋友也不例外。我內心所感到的孤離和壓力多大，可以想見。

　　可是，當上級決定要減除一些而選擇把我免除的時候，就只做不說，不作任何宣示，更不像把我批倒批臭時那樣大張其鼓，連我自己都沒有被通知說雖然受到批判，但並沒有正式把我劃成右派的決定。這個後來證明是刀下留人的免死金牌，還是由一個反右辦公室臨時抽去搞材料抄寫的姨媽輩好友暗中告訴我的。

　　盡管我「右派份子」沒有正式劃成，卻仍然是一個「有問題」的人、從此以後總是被基層單位的領導，充當下放指標中要抽調的人員。每當各種名目的下放指標下達我們科室時，所擬定的名單中，我總是首當其派。甚麼支農醫療隊，雙搶醫療隊，抗旱醫療隊，……醫療隊，等等，名堂眾多，都少不了我。

下放農村  左右有別

　　1959年公社化的高潮中，醫學院大搞甚麼支持三面紅旗的省委醫療隊，結合到農業前線教學的的所謂教育大革命，把全學院各年級的學生分成幾十個大隊，到全省四、五十個縣，再分成小隊，下到各公社搞醫療兼教學。每一小隊約二十來個從一年級到五年級的學生，搭配兩三個醫生，充當老師就地教學。實際上， 這些師生混雜的隊伍是在農村胡攪亂攙地混日子。我們研究生算是醫生，所以我和一個小隊和另一個醫生，來到桃園縣某公社靠近陬市的一個大隊。

　　每個小隊的學生和醫生的搭配都是精心策劃的，其中有各年級的學生和黨、團員等等積極份子；我這個小隊也有兩個正式戴帽的右派份子學生和幾個「落後份子」。這種搭配法是求得所謂左中右分配的平衡。讓政治上「可靠」的監督「有問題」的，免得發生甚麼問題，也便於對敵對份子加強「改造」。

　　在這樣新的小單位中，我算甚麼呢？連我自己都不很明確。說是右派份子吧，又沒有像對待小隊中兩個正式的右派份子那樣，在公眾的場合點名或叫人時，一定要加上那個侮辱性的帽子「右派份子張三」或「右派份子李四」，卻從來沒有叫我「右派份子劉某某」。可是，說我不是右派份子吧，實際對待我的態度卻和正式的右派份子差不多。只要有一點小「錯」，黨員隊長對就我聲色俱厲地加以公開批判，直呼我的名字「劉某某」； 也不像對另外那個醫生那麼客氣，稱之為「某醫師」。我當然只好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

　　稱呼和態度倒是小問題，大丈夫能屈能伸，自我阿Q一番也就過去了。最讓人吃不消地是來了農民到我們醫療隊的駐地叫人出診。我們隊有兩個醫生和一個五年級的實習醫生，一共三個人可以對付。但是隊長對我卻有三個優先﹕路遠，下雨，天黑。在這幾種情況下，隊長總是要我去。所謂在農村結合病人防治搞教學，全是空話，沒有學生跟我去出診。老實說，如果一、二年級的學生真的跟我一起去，這些細伢子甚麼都不懂，怎麼教？再加我是有問題的人，誰願意跟我去吃苦。所以每次出診都是我一個人由叫出診的農民領路獨自前往的。有時剛剛從幾十里路外出診回來，氣還沒有回過來，又來了一個叫出診的。這時，我還是有「優先權」，又只好應聲奉令而行。否則病人出了問題，那就事大了﹕或者是以資產階級的老爺作風對待貧下中農，或者是搞階級報復的大帽子，對我們有問題的「階級敵人」都是罪大惡極的罪過，誰受得起。這樣的折磨已經夠嗆，再加一天兩餐飯，搭在一個公社食堂吃。其名是每餐半斤，可是領到手，生米已經煮成熟飯，誰知道有不有八兩？菜則的確像中央彭德懷元帥下鄉視察公社時所說的真話，連以前的的豬食還不如，每人一勺子。體力消耗那麼大，一餐飯吃了和沒有吃差不多。

待遇不公  少女同情

　　我既然從來沒有在公開的場合，被人叫過「右派份子」，所以隊上的學生猜想我大概不是正式的右派份子，那就和另外兩個右派份子不同，有了被公開同情的餘地。幾個星期下來，我受到的待遇終於被一個三年級的女學生覺得不公而同情地採取了隱晦的行動。她在一次開始就餐的時候，忽然捧著飯缽走到我的面前，沒有說多話，只說「我的胃不好過，吃不完這麼多。」隨即從她的飯缽裡劃出一半飯，倒到我的飯缽裡， 然後就走開了。這對我當然是喜出望外，感激不盡。她第一次這樣做時，我以為她真的胃不好過，吃不了那麼多。過了幾天，我在一次幾十里外的村子出診回來不久就開「晚飯」了。這時，不料她又捧著飯缽來到我身邊，沒有說話，連「胃不好過」多餘的話也免了，一筷子劃出她缽子裡的一半的飯，倒到我的缽子裡就走開了。這時，我才知道，胃不好過是假，同情我是真。以後，每當我出遠診回來她都會這樣支持我。

　　過了兩個月，上面說研究生提早回校。我就無聲無息的離開了。我對有過分飯之恩的那個富有同情心的女學生，連一聲謝謝都沒有機會說。從此再也沒見過她。她的名字我當然是知道的，很久都記得，因那時的半缽飯對我實在是比雪裡送碳還更讓人不忘。以後偶然也聽說過她的情況，而我只能默默地對她致以最良好的祝願。

　　一晃眼，五十五年過去了。大家的情況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的少男少女已轉入耄耋之年，但是她捧著缽子給我分飯的情景，一直活生生地在我的腦海中反覆出現。

往事如煙  觸景浮起

　　早幾天，我收到一個老同事的電郵，其中間接提到一位張學長的電郵地址。它立即抓住了我的眼球，因為他的夫人就是當年常常分飯給我的那個女學生。我立即給這位學長去信敘舊，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真正的意圖是打聽她的情況。我在寫信時，由於注意力高度集中而情緒強烈，因而想必沉入到自己的潛意識中 。55 年了，許多已經被時間沖刷而淡忘的大小事件逐漸像是壓在潛意識底部深處一張張大小圖像浮起，進入意識中而回憶起來。它當然都是以她對我的分飯之恩為中心。不關痛癢的閑話寫到一個適度的點上，我就露出了整個信中真正要寫的那句話﹕「請代向喬教授問候致意。她還記得我嗎？」不到兩小時，張學長就給了我回信。我心中大喜，因為他的夫人一定對我還記得她，感到高興。

　　不料，在他寫回一大堆並不使我真正感興趣的內容之末，沒有對我提到我實際想要知道的有關他夫人的近況。我不僅大失所望，更感到驚駭不止! 他說「我不認識喬教授。 」天啦! 我把喬教授，他所不認識的女人，配了給他，成了亂點鴛鴦譜的喬太守。這太失禮了!」一陣休克使我的意識像精神病人接受電痙攣治療後，突然擺脫了從佛洛依德的王國潛意識中所受到的影響，回到現實中。這時我才記起那個女學生的名字應該是滕桃芳。我趕忙回信表示道歉，說一時筆誤，把「嫂夫人滕教授寫成喬教授。」我表示「一直沒有忘記1958年下放桃園時她給我同情的分飯之恩。不知她還記得當年的那個可憐蟲不？」張學長後來回信說﹕「記得；她多次對我說，你老兄到美國以後，大展宏猷，不僅醫學業務方面成績斐然，還成為知名的作家呢! 唉 !那個瘋狂的年代坑埋了多少有才華的青年啊!她回來以後，我會告訴她你的來信和問候。」信讀完後，我再沒有興趣讀任何別的東西而關機。陷入了沉思。

　　我為五十多年以來畫卷似的一幕幕回憶而百感交集。它們集中在滕同學到滕教授的身上。 可是我為甚麼把她的名子弄錯了呢!太不應該了! 怎麼會呢？思考了半天，我記起佛老太爺在他發現潛意識的學說中說過的一句話﹕「人的一言一行都不是偶然的。分析起來，都有它的原因。只是你不一定知道就是了。」

名家相會  腦筋開竅

　　就寢的時間到了。熄燈以後，由於睡前所思考的問題具有很大的情緒影響而久久不能成寐，於是在似醒非醒的狀態下，因意識的影響減少而使我逐漸又沉入到自己的潛意識中。果然如佛氏所斷言的，我把事情搞砸弄錯的確不是偶然。當我認識到幾個小時前在我的潛意識中發生的事，稍作分析就不禁恍然大悟。原來這一段時間，喬太守受到掌控潛意識的主人佛洛依德的邀請，來到我的潛意識中，讓他喧賓作主，佔領了我的潛意識，使喬太守的影響有機會乘空冒出到意識中來，又亂點起鴛鴦譜來了，使我不知不覺中，把張學長的夫人從滕桃芳誤為姓喬。中國有百家姓，沒有錯成99家中的任何一家，卻偏偏誤成姓喬。為甚麼？回憶起來，我當時記得她的名字，信中當然不能直呼其名而尊其職稱為「喬」教授。仔細想來，可能是她的名子「桃芳」中的「桃」與「喬」出自同一韻母的第三聲（「去」聲）有關。而至少在潛意識中，我是關心她的愛情結局和婚姻的，因為我那時對她的感恩之情，說不定在潛意識中有愛情的成份或萌芽。這一天的晚上，由於一個電郵而涉及她時，我的潛意識中必然聯系到這些因素，而這時潛意識王國的創始人佛洛依德（1856 –1939）（Fig 1）就讓我想到中國明代馮夢龍（1574－1646）所朔造的亂斷婚姻終身大事的昏官喬太守。可是，喬太守是一個貌似亂點，而在在亂中倒成全了情愛關系紊亂的幾對男女的願望，落得一個皆大歡喜（Fig 2）。因而讓我想到「喬」 字，使它從我的手指中噴了出來， 寫成「喬」教授。

Fig 1                    Fig 2

　　總結起來，這就是佛洛依德在我的下意識中會到喬太守所發生的一場笑話。

　　分析到這裡，我像是從夢中驚醒過來，對我在信中不妥的寫法或發生，找到了心理上的原因。誰說佛洛以德的潛意識學說空談無用？以上的分析不是很入情入理嗎？至今有人，甚至精神科醫生對佛氏潛意識的學說，仍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試問離開了佛洛依德在我的潛意識中會見喬太守這個解釋外，能提出更好的解釋嗎？

　　說明﹕為保護這個真人真事的故事中有關人物的隱私，本文中的人名皆用化名，但在幾個關鍵字改動中都按相同的韻母作了變動，為運用佛氏學說留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