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期我们谈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有效地减低了人口过多的负担，使经济转型在关键时期能够轻装上阵，充分发掘劳动力红利，实现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其中限制生育包括一胎化的措施可说是功不可没。总和生育率（TFR）十多年来远低于2.1的一个结果，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拐点和整体人口规模的拐点将分别在2016年和2026年前后到来，这是无可抗拒的。加上社会的迅速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成已在弱化的趋向、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缺陷加剧了差别扩大等等，无不加剧了经济继续续高速增长的严峻挑战，也成为代际负担不平衡和社会发展困境的根源。

　　社会和经济的长程演进中，人口规律及其影响是能计算出来，并且可以长期预测准确的。但是它的变化缓慢往往遭到忽视。马寅初先生对当时领导的敦促其实是，要把人口负担纳为决策的一个主要前提，而被人称作新人口论。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和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马尔萨斯当年总结出的人口规律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本期的讨论拟集中在新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影响，并试图指明，限制生育尤其是一胎化的措施，始料未及地造成或加剧这些矛盾，理应得到关注和分析，及早纠正或终止。还得重复我们说过（今后还将不断重提）的那句话，“政策无所谓绝对的好或坏，在合适的时机把握合理的度是其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

　　和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中国在传统上偏爱男孩。严格执行一胎化的限制以后，这种偏向被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天然的性别配比是平均生100个女婴有104-106个男婴诞生，因为男婴的夭折率要超过女婴，特别是在五岁前。这个差别渐趋缩小，到十二岁左右男女儿童达到了平衡。然后女性的优势更显露出来，到了耄耋之年，寡妇要多出鳏夫不少。从进化与生存的角度，女性无论从基因缺陷、疾病抵御、冻馁忍受，甚至心智稳定等方面，都好过男性，乃事实上的强者（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只是在社会化生产中她牟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及他，也因此妇女在农牧和工业生产时代备遭贬抑。不过，在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妇女却绝对占优。这个矛盾，平时隐伏不彰，在一胎化的限制下有了意想不到的扭曲，畸形发展的结果，导致目前我国年轻人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阴阳失衡”应该立即得到严肃和认真的关注，挑战的严峻已不容我们再回避和推延了。1954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新生女婴和男婴的比例为100:104.5，属于正常，即使当时的农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这个阴阳比例是100:109；到了1990年增高为100:111，然后是1995年的100:116。2000年的第五次普查发觉，阴阳失衡已经高达100:118了。目前新生婴儿的女男性别结构甚至达到了100:123，严重偏离了100:105的天然阴阳比例。长期扭曲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计划生育限制人口的三十年来避免了约四亿左右人口的出生，不难计算，这段时期新生儿的100:120性别比例相对于天然的100:105，女孩比常态下的要少了6.8%，而男孩则比常态多出了2661万 （3636万-976万），“剩男”的格局极为明显。阴阳这样严重的失衡，社会将很难安排得和谐妥切。不但在就业、教育等经济条件，就连结婚、组织家庭、培育后代等最基本要求，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早采取纠偏措施，否则亏就吃大了！

　　让我们借取韩国的经验，它目前的TFR已经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这个趋势引起举国的担忧已有多年，却很难扭转过来。过去五十年韩国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随着国家发展和经济崛起有了极大的提升，加上婴孩夭折率大幅降低，掌握了生育规律和避孕技术，韩国妇女的生育和成婚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常见，即使结了婚也不愿意多养孩子。在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是相当根深蒂固的，新生儿的性别失衡近年来虽说已有所纠正，惯性却在延续。来看这一组数据：韩国家庭的第一胎，女男性别的比例是100:104；但第二胎就变成了100:113，第三胎更上升到100:185；第四胎就更离谱，达到了100:209，人为的干预非常明显。对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的扭曲，增加了韩国扭转人口萎缩趋势的艰巨性。

　　科技的累累突破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更平坦的社会、更充分的城市化、更多的教育机会，妇女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促使她们少生和晚生孩子；事实上，技术提供的手段，如妊娠早期就能验证性别、有效避孕和安全堕胎等，助长了偏重男孩的传统观念的实现。在印度，城乡都有大量的广告，“你愿意花五万卢比解决日后五百万的嫁妆负担吗？”（印度有付巨额陪嫁才能嫁得了女儿的陋习，嫁妆支付的双方与我国的传统正相反）来诱劝家庭放弃女胎，政府虽屡禁而不止。我国的某些地区新生婴孩的男女比列扭曲甚至高达130:100，是传统上从来没有过的，没有相应的技术显然不能做到。

　　如前所述，经济运行一旦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人口的成长就成为持续成长最重要的要素。此时，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人口的恢复功能，几乎全由女性来肩负。战争的浩劫，男性的丧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俄、德国，日本的情况。人类的生殖能力结构的性别差异极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不可能。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对人口恢复正常却难有用武之地。无法正常娶妻生子，剩男们甚至要沦为无后的“光棍”。

　　不用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失衡，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调和。更令人不安的是，阴阳得不到平衡，“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增。男性荷尔蒙大面积升高，大幅度的失衡，负面影响既深且广还是多方位的。过剩的男性荷尔蒙聚集到了高危险水平时，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就会面临根本性的威胁。它导致基础性不安定的社会状态，十分值得担忧。历史上不少社会动荡，乃肇因于这类阴阳失衡。与其超支维稳，不如疏导阴阳。在经济方面它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历史上各国社会治安和发展的经验，再三体现了这个联系。

• 在经济层面，伴随城市化的现代建设需要的各类服务将越来越倚重女性，不管在数量还在质量上都是如此。以美国为例，2009年开始就业人口里女性超过了一半；女性也开始在管理和行政等比较高级的白领职岗里的占了多数（51.5%），这个趋势还在扩大。美国的本科毕业生平均五个里面三个以上是女性，女性硕士学位也超过了60%。目前美国的家庭收入，有42%以上是靠女方赚来的，而在1970年代，还只有2-6%。而且十家里倒有四家，母亲比父亲的收入要高。中国妇女直追美国女性，正在经历这一系列的深刻改变，其背后的原因也同样：
1. 女性的主动拼搏。她们认识到，要能更多发挥自己的价值得靠教育。考入大学的女性在迅速增加，无论人数还是成绩都已领先男性；
2. 女性的时来运转。技术和组织进步到了现今的阶段，所要求的劳务更适于女性的长处：耐心细致、善于语言沟通、敏于人际交流，正符合新增长的服务业的生产力的要求。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子女养育，收入职位，无不随之起了质的变化。不难推论，性别结构的失衡对女性工作者供应的限制，从而成为高品质城市服务的瓶颈。
• 从家庭的层面，人们发觉给儿子娶媳妇将变得困难起来。有时你即便买了房子帮儿子娶亲，还不能如愿以偿迎来凤凰；儿子不得不入赘到女家，孙儿改姓女家的姓氏，会变得寻常起来。套一句长期投资回报的俗话，生男孩的回报不如生女孩，那才是男孩家庭的尴尬呢。
• 从政策层面，在替“一胎制”松绑时，不能像广东省目前建议试行的那样，规定要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才能允许生第二胎，而是直接允许生两个，对可能的第三胎才做适当限制。如上文介绍的韩国经验，如果必须老大是女儿才准生老二的话，对纠正阴阳失衡的效果慢，甚至有反效果。如果大众都能明白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就不难懂得，即使生两个女儿都可能比两个儿子的“回报”更为可观。

　　总之，观念要与时俱进，执迷不悟的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个人对国家，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