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康生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迁出八宝山。遗孀曹轶欧被开除北京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委员等职务，但保留党籍，就此淡出视野，直至1989年因病去世。中国知名高层作家师东兵1989年三访曹轶欧，在访谈中，曹轶欧对中共处理康生问题不满并为康生辩护，同时披露了文革期间中共领导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斗争内幕。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与叶永烈、权延赤齐名的大陆政治文学“三驾马车”之一，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中共主席或总书记、一位中共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前领导人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含有政治目的。师东兵三访曹轶欧全文如下。

　　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和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一下子从受人尊重的顶峰跌落到横眉冷对的沟底。还是彭真出面作了工作，把以王光美等人带头贴大字报要把她赶出高干楼的风波平息下来。从此，曹轶欧基本上不照面了。

　　得到曹轶欧在木樨地22楼的门牌号数后，我来到她的家里。照顾她生活的是侄孙，还在人民大学读书，他告诉我：“曹轶欧现在得了脉管炎，不是熟人她是不会客的。你大概知道吧，为了住在这里，还引起了一场大的风波。我们家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张桌子还是人家不要才带来的。所有康生的东西全部没收，曹轶欧除了她自己再没有带来任何的东西。家里的人被迫和她划清界限，我到这里来照顾她是经过了组织批准的。你要采访他，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不然，我也要向中央汇报的。”于是，我只得出示了我的介绍信。他仔细地看了看，答应和曹轶欧商量商量。以后，我便连续三次见到了曹轶欧，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她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思维和反应都非常敏捷的女人，她有六十多年的党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和了解，脑海里贮藏着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每个老一代领导人的“档案”，从她的言谈里，我好像看到了康生的影子。由于受所谓路线斗争的模式的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政治斗争的固有框框，她总是一开口就给一些历史人物和领导人划线，戴帽。于是那些在历史上有什么“不光彩”痕迹的人，就成了她所嘲弄和反对的依据。这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天，曹轶欧出来了，她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道：“我是从来不接待记者或作家一类的，你想写康生，在这种气候下你要么骂他，要么写他的罪行，他对革命的功劳你敢写吗？敢实事求是地写吗？”

　　我说：“我这个作家只是想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不涉及评价任何人的功过是非，那不是我甚至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还是留给后人或历史学家们做吧。我只是想通过你，把康生的为人、工作或活动准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以共同研究历史的平等地位来交谈，如果你不愿意谈也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将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机会，康生有灵也会为你而感到遗憾的。我记得你在1967年8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铁面包公，任何说假话和任何捣鬼的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你的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曹轶欧想了想，笑了：“是的，我是说过那样的话。看来你是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了。”她等我做出答复后，话锋一转，“那么，你想谈什么呢？”不等我回答，她又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1964年和一个叫艾恒武的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杨献珍是什么人？她在历史上和薄一波等人写了‘反共启示’，明确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历史上几次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唱反调。所以，合二而一这样的文章和观点直接干扰了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情况反映到康生这里，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 ‘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一些同志组织了批判和讨论的文章。这就使那个林青山对康生怀恨在心，康生逝世后受到批判，林青山一连写了好多文章和什么作品，捏造事实，对我和康生进行丑化。他写的那本《康生外传》胡编乱造，甚至连我和康生的对话他也伪造，伪造得没谱了，既不符合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任何的根据。好像党校的整人都是我们操纵和策划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把纪实文学变成专门造谣和丑化人的工具，那还有什么文学的价值呢？我希望你不要像他那样写东西。他根本没有高层政治生活的常识，根本不懂得我们党的高层是怎样决策的，根本没有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就在那里信口开河。”

　　我说：“你作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大可不必为此生气。外界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你可以通过事实来说话嘛。后人绝对不会根据一本野史书来决定对一个人的评价的。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你们，这说明了你们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历史，属于整个人类的文化或历史遗产。所以，别人爱说什么都无关大局。如果你想对历史负责，可以和我多谈谈，我会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分析研究，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创作一本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的。”

　　曹轶欧的情绪逐渐地冷静下来了。他和我的谈话就从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教师和学生写的一张批判陆平等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彭真的大字报谈起。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曹轶欧亲自策划炮制的，林青山的作品甚至把一些细节都描写的活龙活现，曹轶欧说：“你想可能吗？康生和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不假，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严格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达以后，聂元梓等人根据通知的精神，对北京大学陆平和北京市委彭佩云等人传达的彭真为首的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贴出一张大字报，也就是被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刚贴出来，受到了北大学生和教师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我亲自去看了大字报，我们认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表示要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人把大字报抄了回来，由康生把它作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现在，有些人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矛头指向康生。这叫公平吗？我们宣传中央的通知精神没有错。现在，林青山一类编造了许多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情节。我真不知道他是从哪个阴沟里翻腾出来的东西？”

　　我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既然你是支持那张大字报的，就已经表明了你的政治态度。一些细节的真假，我们都是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情，即：1974年底，康生曾经委托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揭发，说江青是叛徒。同时，别人的文章里也说康生曾经向周恩来谈起江青是叛徒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轶欧镇静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听康生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后，中央派人向我了解这事，我是这样回答的：大约1974年和1975年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确被捕过，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说她是左翼人士。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她放了，她并没有写过自首书。为此，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我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对康生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当即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一些文章里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说：“我不想对这些事情表态，我只想了解具体的事实。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这个原则。你刚才所讲的这些正是我要掌握和了解的。”

　　曹轶欧闭着眼睛想了想，说：“我和康生是1927年结婚的，一些无聊的小报把我们的结婚说得乱七八糟，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内容。我在这里可以郑重其事地告诉你，由于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结合的时候都在蒋介石实行大镇压的时候，所以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密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我们受中央的决定而结合，成为合法的夫妻。我们都对父母包办的婚姻采取了抵制，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猜测和无知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样的文风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逝世以后，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他的定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军、光荣的反修战士’。我认为这个定性是比较准确的。现在有人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请问：康生一辈子革命，他搞了那些阴谋和见不得人的事情？是的，从他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党内一直担负着秘密的情报工作。本来我是不想公开这些的，但是现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实在太多了，我不得不讲一些实话。”

　　这个曹轶欧，几乎每讲一件事情，都要批驳一下别人对她的指责。我为了听她讲下去，只好耐着性子认真地听她介绍她所愿意讲的过程，只是不断地提醒她：“不要激动，只要讲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和雄辩力的武器。你不要讲过多的东西。”

　　她逐步地恢复了常态，缓慢地对我讲起了康生的经历：“康生到中央工作后，多年来担任特科的反内奸和反敌特活动的领导、组织工作。他亲手处决了许多打进来的敌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党中央决定处决的叛徒顾顺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来率领特科的人员亲手打死的。当时康生用斧头亲自劈死了他的XX。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亲自审讯，派人调查，挖出了许多的内奸和混进我们党内的特务和变节分子。当然，由于斗争的复杂，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好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领导的审干和清理阶级队伍，也是有很大的成就的。这些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现在，有些人要一笔抹杀康生同志，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就连彭真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说：‘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康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守纪律和有党性的。至于康生的私生活，那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模范。他是从来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下流活动的。那还在上海搞地下党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就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任何党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嫖娼和乱搞女人。因为那时许多党的干部就是因为生活放荡而暴露了自己，被敌人逮捕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生自己制定了这一纪律并且严格地遵守。一直到建国后，他都从不乱来。毛泽东曾经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怀而不乱’。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正派无私。这样的共产党人，却被我们的一些人攻击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叫人不可理解。”

　　我对此只能以不置可否来作对付。

　　曹轶欧继续说：“现在还有人说康生盗窃文物和古董。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错，康生是喜欢鉴赏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销没有任何的嗜好，就是爱买图书，特别是古版书和一些古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的时候，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同时他亲自到销毁市场去，花钱买或者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时他就说：‘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就这样，他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不但无罪，还且有功。现在不分是非，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是不对的。康生对书法和古画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书法本身就是珍贵的字画。但是他从来不以此谋求特殊的荣誉。康生在建国以后，还是保持着他在秘密工作时的传统。他的淡泊名利和艰苦朴素，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好评。这一点，江青说老实话，也是人们的榜样。江青的爱好是照相，但是她买胶卷和相机都是自己掏钱，没钱的时候才向毛泽东同志伸手要。她从来不让别人给她送礼。就是朋友给他送来的东西，她都要拒绝。这一点，是现在的那些共产党员干部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审判江青和林彪的时候，起诉书里也有康生的名字，就更叫人无法接收了。你大概知道吧？康生是和林彪死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讨论四届人大的新宪法的时候，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当黄永胜和吴发宪等人再三提出他们的主张的时候，康生质问黄永胜：‘你们军队的同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改变我国国家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借鉴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宪法经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听？’当听到林彪的意见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林彪同志应该参加党的政治局会议，他不参加会议如果是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那就要考虑再增加一个或几个副主席来进行党的正常工作，不然这样下去不利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康生同志的这些意见和斗争，正是对林彪一类人的当头棒喝。同样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康生和其他同志同林彪的斗争，那文明国家现在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

　　我怕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就打断她的话问道：“你的评价就不要继续讲了，你谈谈康生对江青的评价如何？他认为江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曹轶欧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它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当时江青对我插手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很不满意，当着康生的面对我大发脾气：‘中央文革的大事你为什么能不通过我呢？办事组不能另外搞一套，今后要和我商量！’康生看到江青的霸道，也只得迁就她，对我说：‘今后你不要再插手小组的事情了，让江青自己去处理问题吧。整个运动中，江青是说了算的人物。’我对江青的许多不满，都被康生给压住了。为什么？因为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我们顾全大局嘛。我们和江青的许多活动是有区别的。江青有她自己的创造，而康生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江青和康生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康生和江青谈过：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江青武断地说：‘这是毛主席讲的。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当时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的讲话里公布了毛泽东的一首诗，就是批评郭沫若，内容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我马上问：“江青传达的这首打油诗是真的吗？1976年粉碎江青、张春桥后，人们对这首诗的真伪产生了怀疑。最近听说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连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些人都说这首诗是假的。他们说，他们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诗作。”

　　曹轶欧鼻子哼了一声：“毛泽东能把党内的重大事情和他身边的人员都说吗？笑话！我们党内有一个规矩，凡是保密的东西都说是假的，或者说不知道。江青讲的完全是实话。毛泽东的那首诗作，江青曾经给康生也看过，也给郭沫若传达过。康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收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这话，康生给我讲诉的时候，我们也是进行了一番讨论的。什么汪东兴、张耀祠一类人，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只负责警卫工作，并不让他们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曾经和康生讲过：‘党内的重大事情，我们决定了再告诉他们。某些人喜欢从我的身边人员里打听我的动向。我是从来不和我的身边人员讲说大事的。这一条，应该成为我们这些最高级干部的纪律。陈伯达在这方面做得最不好。我的许多讲话他自己传给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人，甚至传给了王力这些人，我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他。他哭过好几次了。’这些话，不但康生知道，总理和邓颖超这些人都知道。为此事，周恩来还专门给郭老作过解释。”

　　“你能否具体地讲些事实和情况？”我这样说，“我们还是不要抽象地谈问题，而要讲事实……”我一口气给她讲了许多的历史事件，希望听听她的介绍。

　　曹轶欧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你想知道从1962年下半年，我们党领导的几次大论战吗？反修的主要任务和大论战的具体提纲，就都是经过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过目。有些文章片段，却是康生亲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说是他亲自写的，胡说八道，他们搞的东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亲自领导的写作小组写好后经毛泽东同志过目定稿的。命题是康生等人和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康生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加上了光荣的反修战士这样的称号。你好好想想，这是容易的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对康生的攻击和陷害，早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敌人就有意识地制造反间计，企图利用我们党内同志的手把康生同志打下去。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一次一次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对康生同志不满，那是他们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活档案。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对我们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前的审干，我们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主要靠象康生同志这样的人来提供资料和证据。于是，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们不要上这些的当。还有周恩来同志等几个老同志，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党把康生当作敌人来对待，我敢说，这是干了公开的敌人所想干又不敢干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曹轶欧竟然是这样大胆地和我谈话，我对她的这些言论只能报之沉默。

　　“不过，我对我现在的遭遇和所受的攻击毫不在乎。康生生前这样对我说：‘现在我们党有毛主席，一切事情都好办。将来毛主席离开了我们的时候，如果赫鲁晓夫们上台，资本主义复辟，那我们的脑袋就可能落地。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这样说过：‘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康生就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有些人不相信这些话，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看的那样地严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们要置于死地。”

　　这些话，我从另外一些当时参与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那里得到了印证，她所说的话都是确实的。康生还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这时，他的话无非是针对着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说的。只是他死得早，但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却看到了他所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罢了。

　　曹轶欧和我谈话的时候，几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吃药。她不住地说：“我实在是不愿意拖累我的孩子们了，我让他们和我划清界限。跟着毛泽东造反的时候，我说过：‘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现在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但是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跟上我作无谓的牺牲。我吃药，无非是给孩子们一个信心，证明共产党员是意志是钢铁的。”说到这里，她竟然掉泪了。唉，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欠下的债，总是要到一定的时候偿还，不管这种债务是什么类型的，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看来，他们当初下决心整那些“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是有所思想考虑的，只不过不希望他们的准备变为现实而已。

　　我问道：“你能给我讲讲1966年初，更可以追诉到1965年时毛泽东委派江青准备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情吗？康生在这场风云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个结论是康生影响了毛泽东的，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吗？现在已经是历史了，我想如果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对我们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意义和帮助。以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轶欧一边喝水一边跟我谈道，“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还在1963年下半年的时候，江青到我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曾经问过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康生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过了几天，她又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康生说：‘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我问：“江青没有说她是听谁说的吗？”

　　曹轶欧说：“江青从来不轻易地讲什么人的名字，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她不讲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询问的。康生马上回答：‘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江青不动神色地点点头： ‘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亢旱三年。我们神州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当然要表态了：‘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间那次谈话并没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康生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活动的呢？”我问。

　　曹轶欧说：“大约是1964年初，江青问康生：‘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连提了几个，江青都摇摇头。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了，还有其他几个，都没有被江青看上。她当时的要求是：首先从文艺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问题上来。她说得很清楚：‘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象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和有气魄。’康生说：‘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找到了姚文元这个笔杆子。姚文元这个人，过去康生对他并不熟悉。但是我们看过他的文章，当时他和周谷城进行过围绕时代精神问题的大论战。对周谷城把时代精神说成是各种精神的汇合才能是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和驳斥。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好，很有论战性，也有一定的水平。缺点是他的知识太杂而不精。所以，康生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康生曾经跟我说：‘姚文元除了能写写文章，其他的政治经验并没有多少。这样的人抬得太高对他对党并没有多少好处。’后来的事实果然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艺界找一些秀才、演员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这不行呀！他们怎么能有治理国家和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呢？包括陈伯达本人，康生对他也是有看法的。康生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江青提起过：‘陈伯达、王力这些人不能重用呀。如果把他们放在国家和政党的重要职务上，一但有事情，是顶不住的。’毛泽东是很自信的人，他认为有他自己掌舵，天不会塌下来。他丝毫也不会想想自己总是要见马克思的。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尽管对江青一再培养和锻炼，但是在用人问题上恰恰没有把他自己的精髓传授给江青。那就是必须在军队里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随时应变的措施。”

　　我发现曹轶欧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她已被历史的结局所吸引，说的话才是她真正的心里话。我说：“我们还是围绕着康生同志来谈吧。康生对《海瑞罢官》的意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文章发表之前看过吗？”

　　我没想到这一次曹轶欧笑了，笑得那样开心：“康生当然看了，不看就显示不出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了。那是文章基本定稿后，江青让康生帮助修改和提意见。这篇文章当时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周总理也没有告诉。按照江青的解释，这是一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先发表出来看看风向。要引蛇出洞，要掀起风波，要逐步深入，要在这场斗争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和自己的理论队伍。当然，也要通过这场斗争来考验和检验我们党的干部的觉悟和力量。这个意见虽然是江青给我们说的，但是康生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林青山一类的复仇文人根本不了解事实的真实情况，凭想象来写作高层次的政治斗争，用的那些语言都很下流，好像黑社会的东西一样，没有半点可信度和水平。你送给我的那几本书我看了看，好像林青山的文章里还抄袭了你的那本《山雨欲来》里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谈话里涉及到的东西。你写的康生的谈话好像是从他在文革中的几次谈话里面概括的吧？你写的东西都有一定的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在过去都和一些人们谈过，是事实。我这个人，是事实就是事实，不是事实就不是事实。是事实的东西，就是证明我错了我也敢于承认。我这个共产党员，我觉得自己当得无愧。我们搞革命的时候，他们……”

　　她有点像江青那样陶醉了，我赶快把话题转移过来：“这么说来，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发表之前，康生是看过了？”我见她点头后，又问道：“他没有告诉彭真那些人吗？”

　　曹轶欧说：“那怎么会告诉他呢？但是彭真在1965年11月20来号，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专门问过康生：‘你知道上海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吗？’康生回答：‘一无所知。我也是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彭真又问道：‘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康生说：‘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彭真那个人很多心，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因为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这才引起彭真的极大不满。他对康生说：‘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康生回答：‘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彭真听康生这话没有向着他的意思，就不再和康生讲这件事情了。直到他们炮制出那篇被毛泽东斥之为‘反革命纲领’的二月汇报提纲，才把这场斗争升级了。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搞法，有人说是这个策划，那个密谋的。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来看，那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斗争逐步推进成那个样子的。就是连毛泽东也不知道斗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式。当然，他对斗争的必胜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问题的。这里，就要提到重用林彪的问题了。其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并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倒是康生和陈伯达、江青这些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江青，把斗争一再升级，把中央文革小组一下子提高到政治局常委之下，取代了书记处。这是连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但是那也是当时斗争的需要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江青蓄谋的。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军队的稳定和防止军队被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利用。他每天都要和一些同志谈话，是秘密谈话，就是到今天，有些谈话的内容也没有公开。你可以找一些当事人好好谈谈，他们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情况的。不过，这次中央全面地否定文革，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档案全部毁掉，他们是利用给一些人平反之机毁掉材料和档案的。这太可惜了。我为什么要给你谈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不谈，今后就没有人会如此全面地了解这起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过程和来龙去脉了。仅仅凭文献和文件及会议上的讲话是远远地不够的。”

　　我问道：“康生没有给你们留下重要的材料和他的笔记、日记一类的东西吗？”

　　曹轶欧说：“康生留下的东西我曾经整理过，现在都被中央派来的人拿走了。全部的文件和文字，几乎都拿走了。连我们自己买的东西都拿走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意图。康生已经死了几年了，我又不是不服从中央的决定。现在拿我开刀有什么用处？无非是让一些人高兴一下，起个报复的作用罢了。没有意思，一点点意思也没有。”

　　提到这些令她伤心之处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似乎有泪水，但是她忍耐着，没有在我面前流下来。是的，我看得出来，她竭力要在我面前塑造一个坚强女性的样子。

　　“彭真他们搞得《二月汇报提纲》，康生究竟看过没有？”我再次想证实这个问题，因为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说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通知搞的”，时过二十多年了，我想尽可能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一再说：“这个问题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你说实话就可以了，我又不是搞康生和你的专案。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不同意的话，我不会把你的谈话公布出去的。这对康生现在也没有什么妨碍嘛。”

　　曹轶欧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彭真并没有把二月提纲的文件给康生看，也没有告诉康生是准备把那个文件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当时，彭真在文件起草前连续开会，康生是参加了会议的。但是康生在会议上的一些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采纳。比如说，康生提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等等。文件一点也没有涉及。会议的记录要康生看时，康生说：‘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直到1966年2月5 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康生才看到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什么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先立后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等。老实说，这些话本身并没有多大的错误。问题是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提出者的用心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包庇吴晗和那些当时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刚刚要涉及到要害是罢官的时候，你彭真提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究竟是指谁呢？很明显，是指毛主席嘛。当时有人问彭真，你那个学阀是指谁？他就说：‘谁象就是谁！’你越是不说是谁，你就越是有鬼嘛！这怎么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呢？彭真说毛泽东批准了他的二月提纲，这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明明反对彭真包庇吴晗的立场，怎么会支持他把二月提纲那样的东西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呢？当然，考虑到当时他们在中央的势力比较强大，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都采取了稳妥的策略，包括利用林彪来打击党内的一些反对势力。这一点，当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林彪那时装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死掉的模样，毛泽东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缺乏了解。所以，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察觉林彪有可能把大权交给他的儿子林立果的时候，毛泽东的原则性和他的果断措施就表现得很清楚了。连陈伯达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这个稳妥上的原则性，而本来陈伯达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原则立场的。”

　　我感到曹轶欧这个人的不同寻常了，怪不得她会担任康生办公室的主任呢，看来她在共产党内没有白白地停留近六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资历远远地要超过江青和叶群这些人，她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女共产党人。要不是由于康生夫人的缘故，她可能会作为老革命家载入中共的历史上去的。我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态度，他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人理解。’毛泽东接收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在后来的文章中就改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决定这场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后的矛头是一定要到了刘少奇那里的。早在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了发动这场运动，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划。他起初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来攻破和削弱刘少奇的势力，后来又准备发表在同王明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斗争时期发表的九篇文章来引起全党的重视和对刘少奇的认识。最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个突破口选择得好，打准了刘少奇的要害。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样轰轰烈烈地搞下去……”

　　我问道：“你现在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运动？你认为这场大革命是好的吗？”

　　曹轶欧没有正面回答我，她说：“我赞成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你不是主张只讲事实而不谈评价吗？”这个女人的嘴很利害，竟想到用我的话来堵我的嘴。我说：“那好，你就接着你的话说下去吧。”

　　曹轶欧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呢，他们是想把运动搞成1957年反右那样，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游鱼，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搞下去，势必再来个人民群众中的自相残杀。所以，要是说错误的话，他们那套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也未必正确。这当然是后话，也不再提了。提这些目前用处都不大。只是对你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还有用。我讲这些，就是主张实事求是。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这一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正是毛泽东要整党内的走资派，所以，这才挽救了许多群众的命运。”

　　我说：“这也未必。群众里也有许多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领袖们就都是好的吗？许多的投机分子打着‘造反’的旗号都混进领导班子了去了。真正正派的人，真正安分守己的好人倒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我觉得，现在还是进行法制，实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民主制度为好。”

　　当我第三次访问她的时候，她给我准备好了几份材料，全是康生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日志。她很激动地说：“你看看，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康生当着常委们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和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那次汇报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和其他常委们对运动都没有提出任何符合他的意思的意见，自己也没有讲什么时间和任务，重点只讲发动群众。毛泽东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康生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所以，经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的批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提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些情况表明，就是没有康生和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没有林彪，文化大革命也要搞起来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都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积极支持和率先领导的方针，只不过他们打击的矛头和毛泽东的不一样，针对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罢了……”

　　曹轶欧的这种大胆的谈话，是她对中央处理康生问题的不满情绪的总发泄。她口口声声地要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我就感到可笑。什么是康生的本来面貌？不就是多年来一直追随毛泽东而坚持整肃一切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已。对此，曹轶欧再没有任何的解释。人们都说康生是整人的专家，是中共历史上历次清除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的主要策划人和领导人，这就决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是引人注目和感到恐怖的角色。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的作用是贯穿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的。在文化大革命遭到全面否定的今天，否定康生和审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表现，是丝毫不奇怪的。实际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暴发户和新生权贵，都不同程度地从他们权力和地位的高峰跌落下来，回到他们应该回的地方去了。用曹轶欧的话来说：“就连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也没有因为他们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而得到他权力的巩固，最后还是被邓小平把他们搞下台了。这说明整个中国的路线变了，变得不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了，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那一条路线……”

　　曹轶欧的这些话，是她晚年心态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作家，我虽然不想对事件本身发表什么评论，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观点的。我对曹轶欧最后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下台，是符合人民心愿的历史的必然。如果不让他们下台，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还要大。在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纠正两个‘凡是’错误的功劳永远彪炳春秋。一切为纠正那两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人物错误的英雄们、领导们的功劳都将被历史所永久地记了下来，如胡耀邦、陈云等人。为什么？因为那两个代表人物不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却胆大妄为地享受着毛泽东晚年的待遇，这就势必会发展到这些人会空前无知而低能地指挥人民而国家，再一次把人民和国家推进新的灾难之中。短短的二、三年，这两个人的问题和错误就已经暴露无疑，如果统治时间越长，他们的危害也就越大了。

　　我后来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短暂的春秋》，就讲诉了邓小平等人同华国锋的较量过程，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顺应潮流和一群昏头昏脑的权贵进行斗智的过程。一切看了这本书的读者，都会得出自己公证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