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棚戶區居民同鄉聚居、以方言交流並有籍貫／地域認同的狀況，在今天租住於棚戶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中，同樣存在。（取材自瞭望東方周刊）

　　上海的虹鎮老街，不是一條馬路那麼簡單：東從新港路起，向西延伸到虹鎮北街和飛虹路交界處。全長約500米，兩側由南涵蓋到天寶路，北與飛虹路比肩。這塊長方形的地域，以民風彪悍聞名。弄堂大部分地方只有半米寬，私房和老公房區交雜，鋪著石子的街道兩旁，是張家阿婆的飯香和李家阿叔的菸雜店…。屬於虹鎮老街的這些畫面，在2013年10月後，慢慢定格為記憶。

　　上海最大的舊區改造基地之一---虹口區虹鎮老街的7號地塊二次徵詢簽約率成功達到86.11%，1號地塊二次徵詢簽約率達到86.99%，雙雙突破85%的門檻要求。這意味著，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棚戶區---虹鎮老街，即將消失。

弄堂裡的“虹幾代”

　　“我出生在夏天，那年8月上海的天氣很熱，所以家裡老人說我生來怕熱。30年前的虹鎮老街不要說空調，電扇都算稀罕物。於是，爺爺每天上班前都要在門口水井上吊起圓形的竹幭，打上井水，讓我能泡在井水裡解暑，安穩地度過炎熱的一天。”周裡挺說。

　　巷子裡有三四個窨井。與現在鐵質的密封窨井蓋不同，那時虹鎮老街的窨井蓋都是石板質地的，石板上有兩行排水孔，整個弄堂裡的生活污水均通過這裡排出去。每天早上窨井旁都會響起“刷刷”的洗馬桶聲。

　　“巷子裡彌漫的味道很怪。”周裡挺笑著說，“早上是臭的，一到飯點所有的灶披間裡同時飄出各種香氣。孩子們常端著碗，這兒吃一筷子紅燒肉，那兒吃一口青菜。只是‘盛宴’過後，那股陰濕的異味又飄出來。”

　　巷子裡的味道就像這弄堂本身，充滿著人情味卻無法掩蓋其破落簡陋。

虹鎮往事

　　虹鎮老街，曾經是上海灘著名的下隻角。早期人口多是從蘇北逃難來的苦力和農民，隨著時間推移，更多的難民來到這裡投靠親戚，這一區域不斷擴大，形成了獨有的語言和獨特的生活方式。

　　100多年前，虹鎮老街的名字是虹安鎮，是個小市集。20世紀初，市鎮衰落，但還是有大量蘇北等地的農民遷入，虹鎮老街的名字也漸漸叫響。彼時，這裡到處是臭河濱和亂墳崗。

　　抗戰時，老街一帶民房被嚴重毀壞，這裡成了鮮有人跡的荒地。再後來，難民、流民、淘金者陸續湧入，依著溝渠，就著爛泥，鋪一張草席，築一道泥牆，拼著一條命，在上海灘活了下來，形成了棚戶區。

　　1953 年秋，飛虹路一董姓居民家因使用土灶不當失火，大火燒毀周邊1000多間棚戶。當時的提籃橋政府發動社會各界捐款、捐物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在虹鎮老街、沙虹路、安丘路（瑞虹路）、虹關路一帶建起了一層平房越冬，起名“愛國新村”，災民於1953年底入住。這大抵便是虹鎮老街後來模樣的底子。

　　上海人向來有強烈的自我榮耀感，80年代後期嘲諷上海人的一句經典話語是：上海人認為，除了北京人和他們自己外，其他都是鄉下人。

　　當棚戶區第二代人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社會地位後，輕蔑找到了新對象：安徽人；此後隨著人口流動，更多地方的人重新匯聚到這個移民城市，上海人再沒有特別針對哪個地域的人產生特有的抵觸。

　　摧毀、重建，再摧毀、再重建，這就是虹鎮街上的居民和它的歷史。堅強是這裡的獨特基因，彪悍已成為老街人自我保護的方式。

水道邊長出的棚戶區

　　上海開埠後，隨著外國資本輸入和工業的發展，大量貧困農民來滬謀生，因經濟收入低，無力租賃住房，遂在荒地、墳場路旁、河畔以至工廠周圍的空地上，用毛竹、蘆席、木板和鐵皮等零星材料，搭起形形色色的棚戶。

　　這些棚戶建築最初出現在黃浦江畔及吳淞江（今蘇州河）兩岸，繼而向工廠周圍空隙地及鐵路兩旁蔓延，最後遍布全市。

　　舊上海的棚戶主要散落在閘北、普陀、長寧、徐匯、常熟、盧灣、嵩山、蓬萊、邑廟、提籃橋、榆林、楊樹浦和浦東等地區，形成了對市區密密麻麻的包圍圈。

　　棚戶區環境很差，又無自來水和防火通道等市政設施，周圍工廠還要排放大量污水，形成許多淤塞的小濱，僅蕃瓜弄棚戶區就有78條，臭氣撲鼻，蚊蠅、跳蚤成群，傳播瘟疫。

　　有個民謠：“棚戶區，陷人坑，天下雨，積水深，腳下踩，陷半身”。虹鎮老街的棚戶區內甚至還堆放過大量棺柩，屍骨到處可見。

　　棚戶區一般位於城市外圍或邊緣，隨著城市空間的擴大，逐步發展成大規模的貧民區。另外，一些城市案例中還指出，棚戶區所占據的是城市周邊的農業區域，與外來移民以及鄉村變遷都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

　　上海具有相當長的棚戶區演變史，棚戶區問題一度非常突出。

　　由於上海地處生態環境非常典型的江南水鄉，其形成原因與水道有密切的關系。

　　1860年前的租界區是一個獨立的水系小單元，租界區域內部河濱體系瓦解造成的經濟、文化後果比較嚴重，但負面效應延續時間較長的區域，是在租界周邊的鄉村地區。

　　農民將土地轉讓給地產商時，相鄰的河道也面臨著產權的轉移。但由於農民將土地出售給地產商的時間有先後，先售出土地的相鄰河濱先失去了傳統功能，而大部分未售出的土地依然作為農田，河濱仍然具有多重傳統價值。

　　將淤未淤、欲治未治的河道與堤岸空間，為大量無法落腳的外來貧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腳的場所，這正是近代上海棚戶區起源的自然環境基礎。

　　早期當江北一帶發生饑荒或年景不好時，總是有一些江北人划著小船，在上海近城的河濱或蘇州河上停泊，以求謀生之策。這一現象，只有在近代城市經濟發展的強大吸引力和由此而引發的自然環境變遷雙重基礎上，才更有可能大規模地發生。

　　到上海後，船艙又為他們提供了暫時的棲身之所。在許多棚戶區，老居民對當初落腳過程的回憶中，河道、船隻成為必不可少的要素。

　　棲身在小船上並不是永久之策，上岸搭棚是貧民落腳的又一階段。原來的河道產權無論屬公或是屬私，它們早晚都是要被開發利用的。一旦土地業主或者城市當局要求開發河道，這些不花錢的落腳之所就不再屬於貧民。在不同時期的市政檔案或媒體中，時常出現強制驅逐江北艒艒船的事件。

拆遷中的新居民

　　2013年10月的一個周末，王立站在和平公園旁，身邊陌生的居民正忙碌地打包搬遷。

　　王立的家位於虹鎮老街的9號地塊，2010年已經通過投票開始拆遷。“我們家至今沒有搬。”他說，“其實早在1999年，我們已經買房搬出了這片棚戶區，但整體拆遷後，一直未與拆遷組達成協議。”

　　三年過去了，王立以前所住的老弄堂也未完全拆完，“70%的人搬走了，30%的人還是‘釘子戶’”。未達成協議的住戶中，很多與王立相同，自己並不住在那裡，而是將房子租借給新到上海的農民工。

　　“達成協議的家庭，多是三口之家。像我們這種，一個戶口裡有幾個小家庭，十幾個人的就鮮有簽約。”王立說。

　　棚戶區，從開始拆遷到全部拆完是個冗長的過程。像王立這樣的人可能會成為虹鎮老街最後的住民，代替他們居住在這裡的，是來上海的外來務工人員。

　　2003年，時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的陳映芳曾組織了上百名學生，進入上海兩個規模龐大的棚戶區，走訪近百位棚戶區居民。

　　“一個人不能反思過去就不會長大。”陳映芳說，“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陳映芳的調查顯示：2003年之後，董家灣的外來務工人員人數至少達到了3000人，與棚戶區的老居民數量幾近1︰1。

　　在某種程度上，棚戶區的老居民與新居民，有穿越歷史的關聯。雖然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今日的外來務工人員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更加緩慢，但在職業、社會保障、居住區域乃至下一代的教育方面，都與幾十年前從長江兩岸移居上海的老人們，有諸多相似之處。

　　更微妙的是，當年棚戶區的居民同鄉聚居、以方言交流並有籍貫／地域認同的狀況，在今天租住於棚戶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中，同樣存在。這種對流出地和原有農民身份認同的固化，如同陳映芳對棚戶居民曾有過因認同固化而導致下層底層化的擔心，現在同樣出現在她對“外來務工人員”、“流動人口”、“農民工”的研究中。

　　沒有棚戶區記憶的上海是不真實的。但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舊的棚戶區慢慢消亡，新的棚戶區卻在默默生長。

梁祥華（右二）和妻子與前來送行的老鄰居告別。梁祥華一家在虹鎮老街一套不足20平方米的房屋中住了30多年。（取材自新華網）

居住在虹鎮老街7號地塊已經將近60年的93歲老人葛呂清站在自家閣樓過道上。（取材自新華網）

虹鎮老街即將成為歷史。（取材自新華網）

虹鎮老街的老舊房屋與附近的高樓形成鮮明的對比。（取材自新華網）

虹鎮老街充滿人情味，卻無法掩蓋其破落不堪。（取材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