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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美国三大智庫 聚焦中國
《專題報導》:美国三大智庫 聚焦中國
作者:韓傑 | 2013/12/25 1:04:49 | 浏览:3058 | 评论:0

《專題報導》:美国三大智庫 聚焦中國
國務卿喜萊莉在外交關係協會上發表演說。(Getty Images)

  智庫(think tank)也稱思想庫,為專業研究機構,就公共政策向客戶提供建議。美國三大智庫分別是: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以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年對三個智庫地區研究項目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是三大智庫關注的焦點,其研究成果或活動數量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李成博士指出,由於中國的崛起,「許多美國智庫都增加對中國的研究」。布魯金斯多年前就在華府設立中國中心,中心有七位高級研究員,研究內容涉及到中國經濟、政治、能源、環境、思想、外交等。作為中國中心現在唯一一位華裔,他研究的範圍包括中國領導人、中產階級、公共知識分子、公共衛生、禁菸及計畫生育、中國城市化等。

  中國不僅成為研究焦點,甚至成為一些美國智庫的主要客戶和資金來源。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網站顯示,過去,蘭德公司在亞洲開展的研究大多由美國客戶資助,但現在情況「大不相同」了。越來越多的中國機構委託蘭德公司開展研究。例如,天津濱海新區2005年上升為國家級新區,2007年就委託蘭德公司進行一項科技前瞻研究,幫助濱海新區制定和實施遠景規畫。2011年,蘭德公司與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簽署合約,幫助其制定發展戰略,以吸引科學、工程、企業管理等世界一流人才。

預測韓戰 蘭德成名

  華人對美國智庫的認識最初來自蘭德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蘭德公司對韓戰的正確預測至今仍然令人津津樂道。1950年,蘭德公司受託研究美軍參與韓戰的結果。研究報告得出結論,「如果美國出兵參加韓戰,中國必然赴韓參戰」。但是,當時聯邦政府並未把這個研究報告當回事,依然按計畫行事。參戰結果被蘭德公司不幸而言中。

  蘭德公司社會科學部前研究員懷丁(Allen Whiting)退休後出版一本書記述研究經過,書名是「中國跨過鴨綠江」(China Cross the Yalu)。懷丁的主要假設是,中國極不情願出國參戰,直到用盡所有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後才會出兵。他寫道,中國軍隊打仗是保衛中國的國家安全,而不是聽命於蘇聯。

  他說,美國決定穿過三八線,直達中國滿洲里邊境,統一南韓和北韓,將其置於聯合國的控制之下,「這讓中國除了參戰沒有其他選擇」。懷丁列出中國的文宣材料和政府聲明去警告美國的誤判(miscalculation)和溝通失敗,指出美國無法阻止中國捍衛邊境的決心。結果,美國軍隊在1950年6月赴韓作戰,而中國軍隊10月就出兵。

  這個成功預測讓「蘭德研究人員素有良好的傳統和口碑」。公司網站顯示,自1990年代初,蘭德研究人員就在中國農村地區進行首批醫保試驗。此後,蘭德人員參與許多中國研究計畫,包括調查中國社區衛生服務需求、醫保改革和醫療服務償付水準等課題。蘭德公司獲得福特基金會的一筆撥款,把蘭德公司的關於抗災能力的有關研究擴展到中國。蘭德公司研究人員正在和中國農業部門合作,研究改善物流狀況。隨著中國出現人口老齡化,蘭德將深入研究人口變化對區域力量平衡的影響。

預測三中 「改革有限」

  預測未來是考驗一個智庫的功力。中共中央於11月9日至12日召開18屆三中全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包道格(Douglas H. Paal)在11月1日的「亞太政策簡報」上發表預測報告,結論是「三中全會只能是有限的改革」。

  包道格指出,對全會籌備過程有關的早期口號和分析表明,中共會將全面深化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改革。但是,政治改革會讓位於經濟改革,而戶籍制度、金融部門改革將最有可能被提上議程。國企改革由於受意識形態牽制,且背後有強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難以從正面下手。

  包道格在研究報告中指出,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有一兩人傾向於更大的改革,但是其他人並不這麼想。有的是維持現狀的既得利益者,有的主張迅速改革,還有的持中庸之道。習近平和李克強與其前任經過多次的討價還價才踏上權力的頂峰。妥協的結果是,七人中有五人因為年齡限制只任一屆。毫無疑問,如果習近平和李克強當真有改革議程的話,那就很可能在2017年19大常委改組後才會全面貫徹落實。那時,他們就有了一份清白的候選人名單,可以在最高決策機構安排自己的人了。

  他指出,公開的國企改革似乎不太可能,其原因有二:首先,現有的國企是賺錢的,與十年前的國企虧損不同。其次,黨內保守派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至少擁有一些「生產工具」。許多國企都有寡頭賣主壟斷特徵,太子黨從這些國企獲得的收益與其付出不成比例,國企背後的既得利益者過於強大,因此現在無法正面下手。

  可能的結果是,削弱國有企業和國家指令性經濟的主導地位,逐步放開利率,迫使國企提高效率和競爭力。如果鼓勵私有企業成為競爭對手,將全國性的國企分拆成地方性國企,就可能使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而這一陷阱已經阻礙許多國家的發展。

李成重點研究政治

  許多美國智庫對中國事務進行全面分析。李成的研究重點是中國政治。他分析認為,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以後,已經成功地燒了三把火:開展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審判薄熙來和推動更加深入的市場化改革。

  他表示,習擔任總書記的第一天開始,就向民眾承認,官員的嚴重腐敗會亡黨亡國。在其政治局常委盟友王岐山的幫助下,習推出嚴厲的反貪腐運動。在這一年內,11名省部級高官被捕,包括中國最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領導人,如石油幫。有人質疑這次反腐使用的手段及其公正性,但是這場運動已經改變中國官員的行為。

  習近平成功完成對薄熙來的審判,它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最大的合法性危機。這個醜聞顯示,在中共高層領導中,像薄熙來這樣的幹部過著腐朽的生活,其中有性、洗錢甚至暗殺。習近平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以下三個方面掌控這個案件。首先,他們聚焦在薄熙來的腐敗上,而不是其他的非法行為上。其次,他們使用社交媒體微博披露法庭審判細節,抵消對於缺乏公開性的批評。最後,薄熙來的無期徒刑判決看起來比較合適,既不過分嚴厲,也不太寬容。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在經濟領域希望留下強大的標誌。他提出中國夢,定義為中華民族復興和實現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的機會。從剛剛閉幕的中共18大三中全會的內容看,他的新經濟政策的總目標是使私營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的推動力量,使中產階級高興,也讓更多的下層階級有希望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

  雖然中共繞過更加具體政治改革的建議,但是中國領導人已經推動一些較大的政策調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和重要的是讓司法機構有較大的自主權。在目前這種體制下,當地法官聽命於地方黨的首腦,後者可以對司法判決施加政治壓力。在薄熙來擔任黨的書記時,重慶市最高法院幾乎完全聽命於薄的命令。濫用權力和警察暴力在城市流行。在未來,全國司法系統的垂直管理將增強法律的作用。

  三中全會也使司法獨立變得重要。這與之前的九號文件有所不同。九號文件禁止討論七個敏感事項,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市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過去的錯誤、國家資本主義和司法獨立。他表示,中共三中全會的基調比較全面和平衡。它提供希望,只要習近平經濟改革政策在未來幾年獲得支持,他有可能走上政治改革和法律改革的道路。

中國崛起 桑頓預言

  李成說,布魯金斯學會董事長桑頓(John Thornton)曾經被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邀請去清華大學教書,工資是一美元。桑頓當時就預言,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21世紀將是中國日益強大的世紀。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桑頓當年的預言變成現實。

  他透露,布魯金斯中國中心共有五個研究板塊。第一個板塊是中國經濟、金融及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第二個板塊是中國政治發展、中國領導人、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國政治改革、中國法制、中國中產階級政治地位及其影響、西藏問題;第三個板塊是中國能源安全、全球氣候變暖、中國環境保護;第四個板塊是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動態;第五個板塊為中國與美國關係、中國外交政策。

  李成於1987年獲得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學位,1992年在常春藤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李成對中國領導人的研究由來已久。他說:「1987年,我從柏克萊碩士畢業後,就開始建立數據庫。」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時,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對中國領導人的研究。他的研究包括技術官僚和清華體系,因為中國許多領導人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他說,中國最高領導人已經兩次更換政治精英的組成成員,最近一次從技術官僚換成多元化背景領導層,且許多人具有法學背景。

  他說,目前,他正在編寫一套英文版的中國思想家叢書,準備出版十本。每一本選擇一位中國思想家,將其代表作翻譯成英文,目前已經出版三本。政治類選擇俞可平的著作「民主是個好東西」;經濟類選的是胡鞍鋼的著作「2020年的中國」;法律類是賀衛方的著作「以正義名義」。現在,他還在選擇倫理、宗教、社會等學科的思想家作品。他說,他編輯的這套叢書銷售很好,並被選為教材。

美國學者 實地研究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SRC)在北京設有辦公室。人在北京的該學會的項目主管和駐中國代表侯德維(Jennifer Holdaway)博士稱,她於2008年去中國從事研究,至今已經五年了,而她在中國已經「超過十個年頭」。她剛完成一項在中國進行的環境、健康和發展的研究計畫。她表示,十年前無人認為中國環境對健康影響是一個研究領域。但是,它從零星的報導和文章發展成一個新的「問題域」,頻繁出現在政府、國際組織、大眾媒體和學術刊物上。

  她的研究報告發表在今年中的「中國季刊」雜誌上。文中著重審視環境與健康的關係上,特別是在污染的影響下。文章開始討論與環境有關的健康問題的特性,把貧窮、富裕和過渡的疾病代表的問題區分出來,然後回顧環境和健康的政策和市民社會的近期發展。

  她在研究報告中說,中國目前存在三種與環境有關的健康問題。第一是與貧窮相關的環境健康問題,盡管經濟改革增加人們的收入和壽命(2007年為73歲)。供暖和做飯燃燒的燃料、較差的衛生條件、機會不均的健康服務,所有這些都會導致呼吸道、感染性和細菌性的疾病、營養不良、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特別在中國西部。

  第二為與富裕有關的疾病也在增加,包括與久坐、脂肪增加的飲食、多醣、精緻食品以及吸菸和飲酒有關的慢性病。有關非傳染性的疾病、特別是肺癌、肥胖症、糖尿病也在增加。世界銀行預測,假如中國再不重視,中國平均壽命將會降至66歲,這個壽命低於許多其他國家。

  第三是與工業化和城市化有關的群體「過渡疾病」(diseases o transition),特別是與空氣、水、土壤污染有關的健康風險。盡管工業發展引起健康問題,但是污染導致的問題常常是後發的,由於環境和人體化學毒素水平的逐漸積累,並對健康產生長期的影響。

  她說,中國官方也看到這個問題。在環境保護部的第12個五年計畫中,把環境對健康的污染稱為「形勢嚴峻」。統計資料顯示,癌症現在是中國農村和城市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其他與環境因素有關的非傳染性疾病的比例也在增加。污染導致的健康問題也是抱怨、訴訟和群體抗議的原因。

媒體曝光 擴大影響

  美國各個智庫都設法擴大影響,發揮政策諮詢作用。李成說,目前,布魯金斯學會共有400名工作人員,其中四分之一是研究員。布魯金斯的研究方法包括數據分析、民意調查、實地考察,與當事人面談等。布魯金斯的影響力通過幾個方面達成的。

  一、前研究人員參與政府工作,可以直接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二、做出有份量的研究報告。例如,布魯金斯為聯合國和美國國會預算局的成立發揮過重要作用。三、參加各種高階層的談話。例如,布魯金斯研究院幫助準備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四、通過媒體發聲。在布魯金斯,只有研究員才能接受媒體訪問,撰寫文章發表。

  他表示,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經常與媒體接觸。他說:「我們的曝光率在智庫中是最高的,每天全球主要報紙、雜誌、電視、電台上都有布魯金斯的消息。」除了大眾傳媒外,布魯金斯學會還通過出席聽證會、發表演說等方式增加影響力。研究發現,布魯金斯學會是被美國媒體和政客引用最多的智庫。中國中央電視台今年做過一個節目,叫做「相約全球第一智庫」,就邀請布魯金斯的幾位研究員上台對話。他說:「我們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國學者和各界精英對話。」

  智庫還與各國領袖建立私人關係,以增加影響力。同時,許多政界人士也通過在智庫發表演說、把聲音釋放給外界。李成舉例說,上一月,布魯金斯董事長桑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布魯金斯代表團近期在北京與國務委員楊潔篪面談過。今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外長王毅來到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說,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委傅瑩也在布魯金斯發表演說。

建立人脈 高層重視

  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劉亞偉博士說,卡特中心是一個非政府、非黨派和非營利組織。1982年,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退休後,就與夫人羅莎琳創辦卡特中心,其使命是推進和平、消滅疾病和打造希望。它的研究範圍是人權、選舉監督、公共健康和傳染病根除等。卡特中心共有180個工作人員,分為兩個部門:公共衛生部和國際部。中國項目隸屬於國際部。

  他說,卡特總統在任內決定與中國恢復邦交正常化,並於1979年邀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美,與鄧小平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卡特1981年離開白宮後,鄧小平多次邀請卡特訪華。卡特中心在中國的最早項目為特種教育師資培訓和引進假肢生產線。卡特曾去西藏參觀過,認識當時的西藏自治區主席多吉才讓。1993年,多吉才讓擔任中國民政部部長。

  1997年,卡特再次見到多吉才讓,得知中國農村正在開展基層直選,希望卡特中心觀摩,並在海外介紹中國農村的基層自治。自1998年至2011年間,卡特中心與中國民政部合作近13年,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民主,使其成為海外研究和關注中國的學者最多、研究最廣的課題之一。從1998年開始,卡特中心每兩年組織中國學者來美觀察美國選舉和政治治理。卡特中心也連續十年每年組織美國學者和官員去中國觀摩中國的基層民主,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決策機制。

  卡特總統在去年中國召開共產黨18大會議後訪問中國,受到習近平和李克強的接見。兩位新任中國領導人都強調,卡特是與中國建交的美國總統,希望他和他的中心能為促進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多做貢獻。卡特回國後,就在卡特中心中國項目部內設立美中關係項目。他說:「關注和研究美中關係將是卡特中心中國項目的一次重大轉折。

  他說,卡特中心的美中關係項目現在主要做三項工作。一、梳理美中之間存在的各種偏見和尋找消除偏見的方法,從而避免誤判。二、尋找美中在第三地合作的可能性。目前,中國在非洲很活躍,美國在非洲也有利益,他們設法找到兩國在非洲的合作方式。三、舉辦美中年輕人的中美戰略經濟模擬對話。參與者都是大學生和研究生、企事業單位的年輕人,讓這些年輕人成為朋友。

  侯德維表示,他們與中國環境保護部、中國疾控中心以及其他一些政府機構進行良好互動,並成功地與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一些項目上進行合作,如農村採礦和工業對健康的影響,集約農業、固體廢物處置、城市空氣污染和食品安全等。

財政來源 傾向受限

  智庫生存需要資金,而各個智庫的資金來源不同。維基百科稱,有些直接接受政府的資助,而其他的則依靠私人和公司捐款,捐款肯定影響研究所內部的學術自由程度。資金來源和未來客戶也限定智庫的工作傾向,也代表研究所要影響何人和何事。在美國,有的捐款者要影響國會投票,或者塑造公共輿論,而其他的則要自我定位,或者資助某人尋求未來的公職,而其他人要推動研究和教育領域。

  李成說,智庫能否獨立研究決定於智庫的財政來源。布魯金斯學會的財政來源的85%來自私人捐款,另外15%為基金利潤和其他收入。有的外國政府向布魯金斯學會捐款,如中東國家、丹麥和挪威等,但比例很小。另外,學會還有三億元的基金,每年可花4%至5%,主要用於學會的運作。同時,布魯金斯還有對行政官員的培訓。

  維基百科資料顯示,布魯金斯學會的資金來源包括福特基金會、蓋茲基金會、參議員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及其丈夫布蘭姆(Richard C. Blum)、美國商業銀行、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皮尤慈善信託、麥克阿瑟基金會、卡內基公司、美國政府、日本、卡達、台灣、哥倫比亞特區和英國。

  劉亞偉說,卡特中心資金主要靠捐款,來源分為企業、個人和基金會。中心還向各國政府申請項目基金。

逾千智庫 觀點不同

  賓州大學2012年發布的環球智庫報告顯示,全球智庫已有6480家,其中1818家為美國智庫。這些智庫可因思想觀點、資金來源、局部重點、潛在客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主推保守價值觀,而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則有更明顯的黨派目的。另外,有的著重社會和環境議題,有的推崇自由社會經濟理論,強調自由市場和個人自由的理想。

  從影響角度說,客戶也是各取所需。媒體觀察組織「公正準確報導」(FAIR)數據庫顯示,引用最多的智庫是布魯金斯學院,其後是外交關係協會、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傳統基金會以及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

  李成表示,美國是兩黨政治。為了避免受到兩黨政治影響,布魯金斯採取多種辦法保持中立。共和黨執掌白宮時,前政府的民主黨官員就會進入布魯金斯,反過來也是一樣。每到總統選舉,候選人總是挑選布魯金斯學者擔任高級顧問。他說,如果他們要為總統站台,他們必須宣布脫離布魯金斯。研究員每年都要撰寫保證書,保證不會站在黨派立場上從事研究。

  他透露,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人員都是自己提出研究題目,但是這些題目必須有前瞻性、學術性,具有政策導向的作用。學會的所有研究報告向社會公開,靠其水準贏得人們的重視。

腦力激盪效果很好

  劉亞偉說,目前美國和中國在經濟、金融和貿易等方面已經進行廣泛的合作,達到不可分離的地步。同時,許多重大國際事務也需要美國和中國的合作。他表示,如果美中合作,處理的速度就比較快,這包括在朝鮮、伊朗和敘利亞等問題上達成共識。「美中關係的好壞關係到東亞和世界的局勢。」

  卡特中心中國項目現在轉移到美中關係研究上。他說,卡特中心與中國友協在11月中旬聯合舉辦「中美關係論壇」,卡特前總統、美國負責亞太地區的助理國務卿、中國友協主席李小琳、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及有關專家出席會議,探討中美如何避免「新冷戰」,效果很好。

  侯德維說,工業污染的健康問題將是中國未來幾十年必須著手解決的問題。盡管在過去十多年間,中國政府收緊政策,但是許多土地和河流已經被污染了。如果不徹底治理,就不能用於食物和飲水的生產。她說,由於內地和西部土地和人工便宜,許多企業被鼓勵遷移到內地和西部。因此,內地和西部將會產生新的與污染有關的健康問題,對健康照顧部門和社會穩定提出新的挑戰。

  她表示,早期工業化者(日本、台灣、韓國、歐洲和美國)已經顯示需要很多費用用於治理環境。假如不能控制污染,中國政府和個人將承擔巨額財務費用。她認為,在現有法律和政策框架下無法解決,需要一個「新的政策設計」,甚至超出環境和健康之外,並涉及到許多方面。她在文章得出結論,對這個課題的研究需要跨學科和國際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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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競選美國總統的新澤西州長克里斯蒂2012年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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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政府利用美國智庫為自己發聲。菲律賓外長在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談菲律賓與美國的關係。(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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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引起也美國智庫的關注。圖為11月5日陝西省一個村莊。(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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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境污染是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研究內容之一。圖為11月3日遼寧本溪化工廠煙囪釋放的濃煙。(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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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德公司準確預測「中國必將出兵參與韓戰」。圖為一美國婦女去阿靈頓公墓為韓戰陣亡的海軍上校爺爺掃墓。(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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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金斯學會、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等智庫專家被邀請在國會就可負擔健保法作證。(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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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是美國智庫研究的對象。圖為會議中七常委舉手表決。(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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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智庫為企業發展獻計獻策。圖為西班牙一智庫研討台灣一電腦公司的發展戰略。(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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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是中國官方智庫之一。圖為2005年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說。(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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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分為左中右三派,而傳統基金會是共和黨的智庫。(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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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美國智庫都增加對中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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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為美國智庫研究的焦點。圖為該協會今年在北京舉辦研討會。(李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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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成為美國智庫的研究對象。(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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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中心11月舉辦中美關係論壇,由右至左分別為崔天凱、卡特、李小林。(取自卡特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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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偉認為,研究美中關係將是卡特中心中國項目的一次重大轉折。(攝自卡特中心網站)


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布TPP协定“七大关键点”(徐一凡)

  华盛顿知名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今日发布报告,分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能够在未来几周达成协议,让12个参与谈判的国家都能接受并获得国会通过的七大关键点。

  报告中七大关键点主要围绕着“美国如果希望其他国家做出让步,自己也要做出实质性让步”、“为了广泛的国家利益需要在我们的要求上做一些缩减和修改以使协定更易被接受”以及“切实解决希望达成的协议规则与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差距问题”三大方面列出。

  TPP谈判国家的部长级会议于12月10日在新加坡结束并取得“实质性进展”。12个国家在声明中表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加紧谈判以期达成TPP 协定。谈判国家中,美国、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三大经济体,越南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文莱、马来西亚和新西兰三国之前没有和美国的贸易协定。从各个角度来说,一旦达成,该协定将对美国及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谈判国给了TPP前景以乐观的评估,但最终结果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威尔逊的报告认为,TPP能否迅速达成的七大关键点主要是:美国能否扩大乳品市场准入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主要考虑的问题;美国能否扩大纺织品和服装市场是越南最关心的问题;其他谈判国希望美国能够去除对知识产权的过分保护,这需要和美国的知识产权比较优势达成平衡;谈判国之间希望制定合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外商投资准则;协议需要明确国家可以限制资本在金融危机时的流量;按照国会的要求TPP需要制定有效的规则防止操纵汇率;为保证TPP所有成员国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该协议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的规定。

  美国正在着力推进两大贸易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奥巴马政府希望藉由这两项贸易协定促进美国就业上升和制造业发展。但是,有议员和民众团体表达过对“反而将就业机会和制造业发展机会拱手让给他国”的担心。目前,这两项协议的赞同者正积极向国会和民众进行游说。相关法案预计将于2014年初提交到国会。

美國人看中國 55%負面態度

丕優民調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3年底進行的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不過民調也顯示,只有23%的美國人把中國看作是美國應該警惕的敵人。

「美國之音」報導,2006年29%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現在上升到了55%。

報導說,美國人對國際事務的興趣不很強烈,不過他們對其它國家有明確的看法。丕優民調顯,美國人對盟國普遍有好感,美國人持負面看法的國家各種各樣。

報導說,最受美國人歡迎的國家是加拿大,有81%的人對加拿大持正面看法。排名第二的是英國,持正面看法的人占79%。日本也比較受歡迎,70%的人對日本有好感。

但有57%的美國人對沙烏地阿拉伯持負面看法。最近沙烏地與美國在中東問題上出現分歧。

接下來是中國。55%的人對於被認為正在取代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中國持負面看法。54%的人不喜歡俄羅斯。

報導說,雖然多數美國人對中國有負面看法,但只有23%的人把中國看作是美國應該警惕的敵人。

與此同時,美國對某些國家的看法也反映了美國的黨派分歧。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人當中,民主黨人多於共和黨。而對以色列有好感的人當中共和黨人多於民主黨。

美國人對於其它國家的看法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2003年美國和法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發生爭執時,只有23%的美國人對法國持正面看法,而現在有59%的人表示他們喜歡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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