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球衣、短裙上印着体育品牌的标志，右袖是汽车品牌，左袖则是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华文名称，一身品牌代言的球衣上没有中国国旗，也巧妙地遮住了胸前多年前的玫瑰心形文身——李娜就是穿着这样的球衣上场，赢得了澳网公开赛的女单冠军。正如她的自传取名《独自上场》一样，她是职业的个体，并不承载为中国争光的责任。

　　多年的职业化运作、频繁奔波于各个国际赛场，李娜或许已经更习惯、熟悉、适应国际化的相处方式，更为自在。她从不讳言奖金的驱动力，澳网颁奖礼上李娜那段广受赞誉的致辞先感谢经纪人让自己“富有”，全场为之哄堂，却也反映出职业化操作的朴素真理。球衣上为企业代言，是市场化的运作和利益的交换，不需要置入任何国家标志和民族符号。

　　作为职业化的获益者，当李娜回到现有的中国体制，难免显得不合群、不合拍。回到故里，需要配合地方政府高官的表演，一群大部分未必认识的书记、副书记，平时未见加油鼓励、见面时却又说着一番热情洋溢的官式套话，李娜的无心应酬、表情僵硬，实在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却不能将她拔高到反体制的高度。与权力、与资本打交道时，她有权利与自己不喜欢、不擅长、不习惯的人或事保持距离。人生如此，有的人迫于有所求、有所惮，而委屈自己、为难自己，但李娜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有所恃、有所靠，她已经没有必要违背自己的内心、虚与委蛇，她只不过适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这个权利而已。

　　但就是这种不合拍，激发了争议，才可能提醒人们跳出自身的拘囿，思考不合拍背后的肇因，从而真正理解李娜和她代表的观念之于中国变化的意义。

　　其实，赞助商已经走在了整体社会观念的前面，或者说，迎合了观念已经开始转变的一群。颇具代表性的是一家赞助商连发三张一组的海报，均以“在冠军眼中”开始，分别是“所有的异乡都是主场”、“所有的对手 都是朋友”、“所有的奖杯 都有另一半”，贯穿的主题则是“为更好的自己而战”，充分契合李娜的气质和定位，看准了李娜在体育之外彰显的个性及其符号意义，通过制造与消费者的共鸣来实现对品牌价值的认同。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策划，是因为“为更好的自己而战”接受度越来越高，酝酿成新的价值观。这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同观念的角力和博弈，一方面，一批人对李娜对于集体主义的不屑一顾、另类的体育和国家观念大加讨伐，看得出过去体制教育在他们身上深刻的价值印记，从而难以认可李娜的表现；另一方面，自我追求、摆脱体制束缚的新观念已经崛起，声音日益强大，表达更为有力，凭借实力说话，李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对自我的肯定、骄傲与认同，就是催生这种“信自己”的最有力的土壤。

　　这和中国央视每年的春晚一样，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中国民众对春晚爱恨交加，毁誉参半，既是兴趣、口味的众口难调，也是多年来价值观念、喜恶标准建构之后造成的南辕北辙。

　　顶着法网冠军、澳网第一个华人冠军并且年龄最大的荣耀，李娜在完成一次次光荣与梦想的征战中，也始终伴随着“只感谢自己、不感谢国家，用英语致辞，我行我素”等批评与质疑。当然，李娜还是要感谢中国的，至少凭借与中国市场的联系，赞助商对于中国市场的憧憬，让她吸引到数以千万计的赞助费。

　　但是，她和那些中国体制内的运动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必须时刻展现出自我的谦卑以衬托国家与团队的强大，即便这些并非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李娜，以强大的实力、坚实的内心和自信的笑容，已经免于“被代表”的恐惧。从国家队的一分子，到为自己而战，她彻底完成了自我蜕变，她只代表她自己，而不用再去顾虑背后的那些个国家、民族、道德模范等标签。她是中国的，但却不是中国式的李娜的成功也难免被放大用来针砭制度。有人津津乐道于她个性的张扬、单飞的优势、市场化的运作和职业化的自由，但与此同时，李娜也被赋予了另外一个标签，作为对中国现有体育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的否定与批评。《纽约时报》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甚至说，李娜的独立性格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64年来团结民众的方法的根本性挑战，认为资本主义模式正在以一个运动员、一个运动员的方式击败共产主义。

　　过去国家体制的经历对于李娜来说，不会是毫无养分的，过于强调国家体制的束缚甚至戕害，实际上走向了另外一面，让李娜承担了某种政治意涵的投射。她既然是职业的选手，用现在的职业体育商业与消费的角度去欣赏她的言行，会更为准确。李娜过去在体制内的经历，即便是负面的，对她的成长都是一分磨砺，参与了把她塑造成今天的李娜的过程。不过，要是因此要求李娜对过去的体制感恩戴德，同样是强人所难。每个人都因为不同的经历而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但不需要为过去的每段经历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