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状态。

　　自从金融海啸引发严重的全球衰退以来，两极分化和贫富矛盾加剧，成为欧美世界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贫富分化也是奥巴马今年国情咨文的一个主题。各种数据表明，这并不是这次经济大衰退带来的新现象，而是从上世纪最后20年就开始出现的社会趋势。

　　贫富分化加剧的最明显标志是所谓“中产阶级挤压”，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成员收入下降，以至沦为下层阶级，引起“中产阶级终结”的警告。另一社会趋势，是“社会地位变动性”（social mobility）下降。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可以通过个人奋斗上升为亿万巨富，原先是“美国梦”最大的吸引力，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根据美国《商业周刊》，如果将美国人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的高下平均分成四等，1973年，父亲属于最低一等的儿子中，有23%爬到了社会最高一等；可是到了1998年，这一比率下降到仅仅10%。新世纪以来，弱势群体的社会上升机会更是每况愈下。

　　这一趋势明显反应在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劳工份额的下降。在1950至1970年代，美国GDP中的劳工份额（labor’s share）稳定在65%左右，近年实际下降到不足60%，而国民收入中的劳工工资份额，则从1970年的历史峰值58%，下降到2003年的52%（近年更降到50%以下），同时资本收益份额不断上升。

　　按照通货膨胀计算，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从1989年以来实际停滞甚至下跌，但是同一时期美国顶尖1%、0.1%以及0.01%富人阶层的收入却突飞猛进。所以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了“99%的人不能再忍受1%富人的贪婪”的旗号。

　　对于西方世界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事实，最普遍的解释是经济全球化，导致高薪“劳力者”职位的流失。另外便是高科技革命，使得低教育劳动力的工作职位进一步减少。要逆转两极分化，除了扶助制造业复苏，更在于加强低收入人口的教育程度。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仔细研究之后，发觉全球化造成的“职位外包”，只能解释美国劳工职位总数减少的很小一部分。英语《亚洲时报》则报道，中国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实际已经不亚于南欧初级劳动力的薪水。可是近年来，西方各国不仅低教育劳动力失业率持高，就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也与日俱增，给“教育救贫”论浇上很大的冷水。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匹克迪（Thomas Piketty）近千页的新著《二十一世纪的资本》（Le capital au XXIe siecle），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能否解决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社会危机，作出了负面解答。

　　匹克迪是研究西方社会顶尖巨富的先驱，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发现，成为经济学界的新星。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而进入大众词汇的“1%富人”，也是他的创造。他的新著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很大关注，英文翻译版也即将出版发行。

　　匹克迪的主要论点，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半个多世纪中，劳动力获利超过资本的“良性资本主义”，实在代表了历史的例外。整个世界目前正在向他所谓的“遗产型资本主义”（capitalisme patrimonial）回归。在这种典型的“龙生龙，凤生凤”资本主义下，贫富差距必然只会越来越大。

　　匹克迪根据大量历史数据，显示有史以来，资本收益率一直在4%－5%左右，而经济增长率在近代之前一直低于2%。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持有者的收入增长，永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因为前者只有小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穷人的收入全部养家活口，造成两者的财富差距只增不减。

　　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各种特别原因（战争破坏和技术革命等等），经济增长率首次持续超过了资本收益率，而导致劳工收益增长超过资本收益的“异常”。从本世纪开始，这一情况逆转，回归到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历史常态，所以造成无法逆转的贫富两极分化。

　　匹克迪的历史数据相当扎实，他的唯一软肋，是随着资本积累相对劳工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否最终会造成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尚无定论。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匹克迪的新论，对福山《历史的终结》，提出了极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