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匆匆回新加坡过年是婚后的第一次，按照华人传统需要派发红包，但没有经验又没有很多时间准备的我，对于该包多少茫无头绪。幸好不少过来人在网上分享心得，更有婚姻网站提供完善的“红包指南”，详列不同红包对象的价码供参考。

　　一般上，红包大小，视派红包者和亲友的关系而定。其中一个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指南标明：应包给父母88元至288元、自己的孩子50元至188元、侄女或外甥28元至50元、朋友的孩子8元至18元、同事及单身的朋友8元至28元不等（全为新元，1新元约为4.79元人民币）。

　　但不少人批评这样的红包价码偏高，只有高收入者能够负担。于是另有网站按照派红包者的工资水平，进一步区分低、中、高收入者的“红包行情表”，尽可能让各个派发红包的收入阶层负担得起又不会显得吝啬。

　　在中国，许多民众也在网上分享他们如何为不同晚辈、长辈和朋友决定红包金额。一些人还区分亲友的孩子及官员的孩子，前者一两百元人民币即可，后者得至少在后面加个零。事实上，不少人多年来为了讨好上司或官员而派大红包，但有媒体宣称情况似乎在今年有所改变。

　　《广州日报》的报道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为改进作风及反腐倡廉而在前年底出台的“八项规定”，已促使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民众在今年封红包时更重意头而非数额，并且直言，今年春节的红包“返璞归真，没了以公谋私的变味红包，少了高达百万的炫富红包”。

　　据《北京晚报》披露，“八项规定”在今年还导致一些“官二代”的红包缩水。该报采访的一名“官爸爸”表示，因担心有人利用9岁的女儿行贿，便在春节前与孩子签下“廉洁协议”，不准孩子收红包，但孩子认为这个协定使她损失不少钱，竟要求父母“赔钱”予以补偿。另有一名高二生甚至埋怨父亲当官“当得窝囊”，收点压岁钱都要被人管，为此要求父母每天给他10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以弥补损失。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的教师称，像这类因红包收入锐减而引起的家庭“红包纠纷”，“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都有”。

　　部分“官二代”针对红包缩水所作出的反应招致非议之余，其实恰恰从侧面折射出人们借孩子名义给官员发红包的举动，在“八项规定”推出之前已经是一个极具普遍性、长期性及隐蔽性的问题。

　　即便是“八项规定”推出之后，今年仍然不乏给“官二代”送红包讨好“官爸爸”、“官妈妈”的案例。《新京报》上周就揭露江苏一名公务员的孩子年年春节都会收到大红包，今年还从一位相信是有事相求的“叔叔”那里收到3000元人民币的特大红包。

　　该报本周一针对北京90名10岁至13岁孩子所展开的调查也发现，父母为公务员的孩子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有18个孩子共收到10.41万元人民币（下同），平均约为5783元，比整体平均的4867元高出近1000元。其中，有两名来自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今年各收到两万元的压岁钱，是所有孩子中“收入”最高的。

　　调查结果也显示，与去年相比，公务员家庭今年的人均压岁钱上涨了4%，凸显出“八项规定”出台后，越来越多人不方便明着给官员送礼，只好暗地里转向“官二代”派发红包的现象。

　　过年给“官二代”送红包，“八项规定”并没有触及，加上送红包是传递祝福的节日礼仪，实在难以明禁或规范，因此成了不少人巴结官员的“突破口”，预计将为中共高层近来雷厉风行的反腐工作增添新的考验。“官二代”的春节红包日后会否成为公务员灰色收入的来源，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另一温床，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