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洛杉磯華語廣播電臺金華之聲 客串主持政治評論節目中，我在馬年開春將邀請已覆蓋洛杉磯郡的90個市中近20個市的華裔民選官員所成立的美國華裔民選官員協會（Chinese- American Elected Officials）的代表一起關註美國公共管理體系，探討中國在成功的汲取市場經濟管理經驗以後，如何進一步能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共管理體系的經驗和 教訓。 

　　借鑒的核心是：中國如何減少“人工手動”式的管理，增加“自動調節”式的管理。實質是，減少人治，增加法制。

　　由於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和挑戰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行徑，我最近已很少在研究視野中以中 國政治改革為主題發表意見。日本由於自己的狹隘的民族利益，多次阻斷中國社會正常的民主共和進程。一戰後的1919年，日本攫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爆發了 五四運動。日本侵占東北後的1936年，激發了西安事變和中國全面抗戰。將釣魚島國有化的2012年，激起了當前的中華民族新一輪抗日。日本無法阻止中華 民族的經濟崛起，但多次延宕了中華民族的民主共和之路。今天在中國面臨深化改革的關鍵時刻，日本又在挑釁。面對正在復活軍國主義的日本，中國的改革更不能 自亂陣腳。但為了中國經濟可持續的發展，為了讓中國人民從對政治改革缺乏信心的怪圈中走出來，中國的改革必須前行，但中國的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向何處 去？　　　　

　　西方將中國看成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假想敵是新冷戰思維。我在《聯邦共和夢》和《大同 論》兩書中多次說明，美國的一些政客和主流媒體，將中國共產黨看成是仍舊革命和共產的政黨，將中國的崛起看成是威脅，因而姑息了日本的軍國主義的復活，是 極大的政治誤判。從1929年美國學習歐洲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開始，美國走向了由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社會主義的進程，美國的兩黨已成為奉行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和社會主義保障制度並行的政黨；從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開始了由單邊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共已采納社會黨思 想成為堅持社會主義保障制度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行的政黨。　　　　

　　東方和落後國家的民主共和之路是多樣性的，尤其是有五千年文化積澱的中國更為復雜，中國至今沒有完整和明晰的民主共和進程。1、1898年中國戊戌變法失 敗；2、1911年辛亥革命未達目標；3、1926年北伐再革命，國共分裂與日本侵入；4、1927年中共南昌起義爆發復合革命至1949年解放大陸卻未 能實現自己原先的民主理想，但今天已實現了自由市場經濟並成為世界經濟大國；5、1927年-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未能改變獨裁，但1987年開始在臺 灣允許了民主憲政的共和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社會進程呈現出比世界任何國家更為復雜的復合革命過程。　　

　　世界也沒有給中國提供像樣的民主憲政樣板： 1、美國的民主憲政造成了自己成為世界最大的欠債國，兩黨惡鬥經常造成政府停擺；  2、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卻選出讓中國犧牲三千萬人的軍國主義和現在的安倍；3、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GDP下降為世界第8名，貧富差別更加懸殊，產生總統總 理互換式的民主；4、臺灣實現民主，但形成“兩顆子彈”、總統貪腐和國會不能實現多數決的民主；5、泰國更是產生少數派選民以強制方式沖擊選舉出來的憲政 秩序的民粹式民主；6、用武力解放的伊拉克，強加的民主憲政制度仍陷在混亂之中；7、各方引導產生的埃及民主憲政產生後，已將民選總統以暴力加政變推 翻；8、與中國將來改革“血緣”最近的新加坡模式，西方不加肯定，一黨獨大受到挑戰，人民行動黨所謂不戰而勝的選區越來越少……　　　　

　　中國比以上的國家道路更加復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存在著“後革命”文化現象和龐大的新中產階級現象。革命、革命、復合革命後的中國，在1949年的 65年後，在今天，革命已變異為文化現象。就如蘇聯解體已二十五年後的俄羅斯至今仍然將革命歌曲作為記憶遺產，列寧墓仍然供人民瞻仰，俄羅斯軍隊還保留紅 軍時期軍旗、獎狀一樣，中國紅歌現象不僅在大陸根深蒂固，而且已延伸到全球華僑之中。　　　　

　　後革命現象中的中國，軍隊仍對這整個社會有著重要影響。軍隊經常以類似西方大法官一樣來最後裁決國家最後走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全世界所沒有的文工團、體 工隊、黃金部隊、航天集團、黨員輸出和幹部轉業、人大委員代表、參政地方常委、政委指導員制度、支部建在連上…中國的“後革命”文化現象更為根深蒂 固。　　  

　　中國革命後的再分配產生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新生中產階級：1、數億人口的由革命後龐大執政體系派生的中產階級；2、數億人口的以城市老市民為主的以地、祖居 為基礎獲利的中產階級；3、數億人口的在35年改革紅利中獲利的中產階級…等等。任何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將實質性的影響社會進程，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國家，中國的民主改革將更具特殊性和復雜性。　　　　　　

　　當前的中國政治改革處在兩難當中，中國如果進行革命性改革將立刻使中華民族置於要犧牲更多生命的危險之中，不可忽視中國有14億人口。但中國如不進行漸進 的政治改革，中華民族在未來十年至二十年中也將使整個民族置於危亡的危險之中：中國今天有霧霾彌漫，明天就可能有禽流感流行，後天就可能有艾滋猖獗…中國 不得不進行體制性改革，來管理好自由市場的“自由基因”。中國需要從“不改革將等死，改革將找死” 的怪圈中突圍出來。　　　　

　　中國需要學習在制定嚴格的遊戲規則後，充分的運用自然調節機制的經驗。靠人治為主的上層建築去管理市場為主的經濟基礎，會累死人也管不好。　　　　　　

　　中國的國內政治精英和主流並不接受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執政理念，但中國仍然可以在類似於新加坡模式的一黨獨大的，不同於新加坡模式的三權不分立的基礎 上，在成功的汲取市場經濟管理經驗以後，進一步能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共管理體系的經驗和教訓。　　　　 

　　將目前用人工手動方式指揮龐大的市場經濟體系的方法，改變為以法制化的自動調節方式去調控的方法，走中國特色的資本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下文將簡述的內容：　　　　 

　　中國目前不可能借鑒美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橫向”分立的西方模式，但中國在成功的汲取市場經濟管理經驗以後，可以進一步能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共管理體系的“縱向”關系的經驗與教訓。　　　　

　　一、 美國不論聯邦、州、縣或市級政府機構。我認為，其縱向關系模型均體現為三層寶塔型。其中高層寶塔尖的總統、州長、市長等由直選產生；塔中層的內閣、部門首 長、委員會等由總統州長市長提名，由議會投票批準；寶塔下層的公務員按法規新陳代謝，常年不變。如洛杉磯郡縣，下屬有90個市，洛杉磯不需要龐大的組織 部、人事部和紀委去管理，各市依照法規“自生自滅”。　　　　

　　二、州長由各州直選產生，即使是總統對州長也無絕對權威。州長負 責宏觀和組閣，閣員是聯動層，將州長指示布置給常務公務員去完成，這三層寶塔之間權限嚴格清晰，沒有內部樓梯相連，都需要從公開渠道聯通。公務員隊伍同政 府閣員之間還有公務員工會在維護職工利益。各級的監督由其他體系產生的檢察官、法官、反腐機構自動制約。　　　　

　　三、州長可以 是某企業的巨賈，但一旦就任，就不能任總經理，繼續擔任董事長 無礙。不是因防止利益輸送，而是擔心工作分心，利益輸送的問題早有其他系統依據法規自動制約、透明監督。紐約市長彭博，就任市長12年，其任董事長的彭博 通訊社資產翻了幾番，也沒有人說他輸送利益。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太太連律師樓都不敢開了，還是通過太太的白手套受賄。　　中國以改良現有人大、政協機構的分工，也可以將各級自我調節作用發展起來。改變人大政協的橡皮圖章現象，自動管理各級機構，遠遠重要於人工手動式不斷地精 簡機構。  

　　如讓人大直選代表側重立法和對政府機構的監督管理，讓政協9個協商政黨側重司法和對法院、檢察院的監督管理。　　　　

　　如，縣人大可以通過考察和民調提出兩組縣長副縣長候選人和兩組人大各選區代表候選人 由人民直選產生。縣部門首長則由縣長提名，經人大代表大會批準通過。　　　　

　　如，縣政協可以通過考察和民調提出兩組法院院長、副院長，檢察院院長、副院長候選人由人民直選產生。兩院各部門首長由院長提名，經政協代表大會批準通過。　　　　

　　中國可借鑒發達國家公共管理機構產生、運作和監督的法規和經驗教訓，從現有的全國百萬村級直選經驗，經過多年試點漸進，由村向鄉鎮、縣等逐級遞進發展。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且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應當擴大地方立法範圍，這也可為上述設想尋找試點區域。